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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8/31 正式开学 明天虽然是开学测试，不用上课，也还是要高兴一点。不过不能太高兴，学生们答卷一塌糊涂，老师喜形于色，要遭众生谴的。换一幅图片吧，现在先高兴一下。然后早点休息，明天按规定每个人都得N早到校，还要穿qian色的短袖衫，我好象没有。 2006/8/30 开学 今天只不过九点半到学校，就感觉困了，正式上课该怎么办？chen校长到办公室看望老师们时还对我说：头两个星期会忙得满头大汗的哦！我说不怕不怕会挺住的。呵呵……
早到了一个小时，我们年级居然不用集中，正赞叹乔头有个性，有人就对我说你怎么来这么早，高一正在青浦军训呢！哦，原来如此。
于是一个人很落寞地呆在诺大的房间里，于是前来添补办公设备的shiyizhi带领物业人员首先忙活我的工作间，在大动干戈之中，发现书本纸张怎么会有这么多！铺得满地都是！再仔细瞧基本都是各位的月考资料啊什么的，哈哈！扔了，扔了，统统仍了！
午餐后坐定，相当严肃地跟新高三组的人们谈本届的经验和教训。顺便说，老胡一再提到五班的爆发力。这其实让我很内疚。之后，wanglechang们开始了战略部署，我和hu爷爷和yejin伯伯换了一个地盘，忧心忡忡地开始了新一轮打算。唉，未曾谋面的那些家伙正在东方绿洲疯狂呢，我们就已经想见着两年以后象身后另一摊的那个组一样为他们心气难平了。今天hu老爷不太有笑容，这令我很怀念他从前的调侃。
三人就这么郁闷地坐了一阵，那两人开始抽烟，分明地没有从离开了的四百多人中回过神。其实每一届的走开都是正常的，但是从03年到06年，大家的确经历了太多。刚才的座谈让我们一遍遍地拿各位来说话，各种回忆又再浮起，弄得貌似很矫情的样子……
Liuye他们带着新生正在今天的雨中辛苦，赶不回来。这新学期的第一次备课，就在两位老先生的烟雾缭绕中进行着，然后散去。
2006/8/28 暑假结束了 突然想起后天就要集中了。今天晚上急忙赶着出一套开学就要用的考题，仓促间居然脑子不好使了。翻出一年里各区的模拟作文题，实在是让已经迟钝了的我都不得不笑了又笑……这个世界真是混乱得过于严肃了，“严重缺乏幽默感”。无奈，只好自己想出一个不痛不痒的题目，但愿这一届新生不要骂我。其实发发火也没什么，他们一时间还找不着目标的，呵呵……
悠闲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我说的是由自己来安排节奏的那种悠闲，马上就要结束了。有点失落。还好，开学作为任课教师，除了上课，去哪里都不会有人管，二附中的自由的确难得。所以总的来说我还是自由的。想到这里,心情很好很好，我新换上的郁金香是不是很漂亮……各位如果回来，按惯例还是到图书馆各层找我。
今天还应邀浏览了小朋友的暑假作业文件夹，发现有一篇文章居然写了三千多字，读一读，有一点感动。各位假期也在不停地忙，暑假结束了，各种学习也告一段落。也许这篇文字里就是很久以前的你，因为在小学在初中，你也一样地在课外学习的时间里接触各个不同的老师，是许多不同个性的人在一同成就着你，一直到今天……
附：
上天安排的好老师
我喜欢现在的绘画老师，好像是上天安排我要和他学画似的，在我画画到了一个阶段走得很茫然的时候，他就出现了。我从前的绘画老师是一个慈祥的老头儿，我和他学了有快三年了。因为他要去香港很长时间，就停了课。一次偶然的机会，不用上课的我和妈妈在闲暇时经过一个广告栏。妈妈指着一张旅游广告让我看，而我的眼睛却偏偏盯上了旁边一个画室招生的广告。
初来乍到，画室像个家
真是很近呢，就在我原来学画地点的附近。人不多，环境却很好。107室，我们推开了门。
妈妈和这位老师谈了几句，看了几分钟老师辅导学生，就留下我在里面试着画，她自己走掉了。
说说第一印象：看上去不怎么起眼，一副黑框眼镜懒懒地架在鼻梁上，人稍稍胖，衣服裤子也是松松垮垮。不错，挺符合艺术家形象，而且是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的。老师给我印象还不错。
进到画室，是一种很奇特的感觉，这和我以前学画不一样。绝对不是那种桌子一排排，前面后面有黑板的教室。阳光洋洋洒洒，从正南方的窗子射进来。画室里，每一个方向都摆着不同的静物，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程度的学习来调整的，每个人都可以随意选择适合自己的静物进行练习。每人有自己的画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位置，这里有融洽的气氛，以及正规的教学。
在画室的正中央，有一张软绵绵的靠背椅子，旁边有一张乱七八糟的小桌子，上面大部分都是烟蒂，杂志之类的。而那张椅子，是老师的专座。当然，平时老师不在的时候，也会有调皮的同学坐上去享受一番。这个位子的巧妙在于这里能够看到每一个同学的画，方便于指点。而且椅子后面是喝水的地方，还可以调节收音机、晒太阳啊什么的。正因为如此，老师经常会坐着坐着就昏睡过去。不过不用担心我们，大家除了吵吵闹闹啊，弄点恶作剧啊什么的，在老师醒来后的那阵子还是能够高效率、准时地完成作品的。这或许也是这个画室的神奇之处。
因为是画一整天，午饭自然要吃饱。二选一吧：自己出去吃，或者定外卖。外卖嘛，到老师办公室去定吧。那里有各式各样的菜单，绝对符合营养、口味标准。当然，少不了一部电话！别看那是办公室，简直乱得像被强盗抢过一样，一大堆文稿纸摊在桌子上，墙上，地上，堆着的都是画，如果说的没错，那些都应该是他画的。此人毅力惊人吧！据说他灵感来了三、五天就能完成一幅画。墙角有一张沙发，我们管那叫“老师的‘窝’”。
馋猫们定好午饭后，开始无所事事啦。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大家百玩不厌的，就是和老师搞恶作剧。开开他玩笑啊，把一个石膏套在头上啊，或者说说哪本哪本书上的模特长得像他啊之类的。他也会发火的哦，只是没有人怕他而已。安分一点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起打牌。大多数情况是我们把老师打输，输得那个惨啊！不过我们也有善良的时候，放放水嘛！谁让他是老师呢？
午饭已送到，画室里原本有一百多张椅子顷刻间“灰飞烟灭”。哪去了？不是被别人用来放碗就是用来“骑”。真想说这里是个饭馆子，只是稍微文明一点，没有唾沫横飞的样子。倒是有很多类似把汤水泼到地上的情况。所以啊，下次吃米粉啊拉面啊什么的时候要学乖一点，别忘记旁边放一个拖把。
还有很严重的事件，就是几乎天天都有发生的“颜料惨案”。画室里很多人都会把自己的颜料带来，画色彩。这也没什么不好的，问题是他们会把颜料盒放在某张椅子上。画室的位子是不规则的，加上很乱，只能抬脚走。这么一抬脚吧，不知道哪个人的颜料就会被踢飞咯~
下午，打瞌睡时间。听听评书，就会睡过去了。不过，不要忘记梦见你醒来后老师看着你的脸啊……
走向正确的学习之路
要说第一天，我可真被这里的气氛吓呆了。因为我是来试画，大家没有见过我，都用一张在我看来似乎阴郁的面容望着我。我很惊奇他们的石膏不是一个一个画的，是一堆一堆画的！蔬菜水果也是如此。我以前都只画一个啊！同时，我也从教室的氛围感觉到这里要求的严格。
我以前在另外一个老师那里已经在画石膏头像了，为表示谦虚，此时还是先画画静物吧。
在我的眼里大家都很严肃，各顾各的画画。老师也很严肃，端坐在那张椅子上审视大家的画。有时候会猛地站起来，用最响亮，最威严，最简练的语句来点评同学的画，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但那种严肃的气氛却像寒风冰霜一样刺着我。我心里连声叫上帝，我怎么会到这里找罪受！想到我要在这里呆6个小时，几乎就要崩溃了！我以后要留在这里学画吗？犹豫啊……
怎么搞的，我只不过在画静物，怎么会画不好？对了，我从来没有画过这么多的东西。我找不到物体间正确关系是主要的问题。怎么办？老师过来了！他会骂我吗？我很害怕。他走过来，看了看我的画，又看了看似乎已经有所觉悟了的我，拿起笔在纸上写了四个字“宁方勿圆”。当时看不明白，但现在想来，那真是让我改变我错误画风的关键所在。老师在让我往一个新的方向走去。
之后我向他说明了自己的情况，他让我转移了阵地，开始画几何体。老师的几句话指导，就让我学会了使用线来确定物体之间关系、用方形代替圆形、上明暗的重点，以及对空间的领悟。“暗部像海洋，亮部像岛屿。”即形象又专业地领导我走向绘画的深入部分。
现在，我仍在画静物。
我并不后悔推翻原先三年的成果从零开始。正因为我明白这一个零起点甚至超越了我原先三年下来的所有基础，是一个最棒的起点。不管走多少步，都会是飞跃的一步。关键在于，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是否走在了正确的方向上。
我相信，我正朝着这条路走去。
不用问老师好在哪里
如今走进这间画室已经有好几个月，自我感觉有点“老牌”了。看到原先我怕得要死的老师也已经有了一种亲切感。我很喜欢这个老师，相信在这里学画的人也是一样的。在这期间，有着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当然，是托老师的福。
他有很多口头禅。那些话许多人都会说，原本的意思并不好，可是为什么从他口中说出来就如此有意思呢？到今天，这些词句已经被大家广为流传，好事者还要为老师编一本“某某语录”！我最喜欢的情形，就是老师在骂我们的时候，那些词句会被我们接着讲下去。他骂到后面自己也笑了！我们呢，又怎么会听他的话？接着玩！于是教室里永远没有安静的时候。
老师喜欢损人，听那些比我还老牌的人说，他从来没有怎么表扬过一个人。老师知道了我们的嘀咕之后，说：“要表扬干吗？你们鼻子会翘上天的！”我们不同意，说这样会让学生很自卑的。于是他挺挺肚子，说：“这有什么，以前几个经常被我骂的学生去考美院，他们回来后都说：‘老师，我以为我是最差的，原来其他人都比我差！’”我们听后，还是一致决定要老师表扬我们，他居然同意了，说：“以后我会好好表扬你们的！” 都是有一定绘画基础的人啊,居然被这样“嘲”：
“恭喜你！终于把苹果画得像草鞋啦！”
“你这个土豆画得真好！”（其实是梨子）
“好的，想象力丰富！好样的！”
“我和你一样，喜欢黑的橘子，最好也像这样用火烤一下，然后放点……”
“……”
看到了吧，以上就是表扬。还有更绝的，他对着一个人的画喊了50声“好极啦”，后来这个同学不得不把这幅画扔掉，重新画了一张！
不敢恭维了，后来我们恳求老师还是批评吧。看着老师满脸邪恶的成功笑容，我们心里一阵发寒……
我很好奇，他是如何教好学生的。他整天都在睡觉、抽烟、看报，时不时懒洋洋地提醒别人他的画画歪了。但奇怪的是大家的进步飞快，包括我也一样。我只是觉得大家无非是在一起玩玩，而老师也不起劲地指导什么，可自然而然我们就画得好了。甚至进步到一定的程度后，自己也会感到莫名其妙。
是不是因为他是个好人？如果这算理由的话。
他改变了我对老师一概的看法。他也会严肃，也会批评我们，但我却从他身上感觉到其他更重要的东西。后来终于想明白，是他那种独特的气质，改变了我们。正是这种气质，让我们在玩乐中学习，在轻松的氛围中进步。这或许就是最根本的原因吧！
谁说他不是一个好老师？估计谁也不会这么说。不需讲出很多理由，因为他的存在就证明了：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是大家都喜爱的好老师！ 2006/8/23 (暂时离开一下)一、因为书稿要抓紧时间做，所以接下来几天这里可能得停一停。
二、如果页面看不到文字，或者只能看到部分内容，那么可以点击首行访问者工具栏的“订阅RSS源”，然后再点击日期下的“阅读整项”，就可以逐项查阅前边的散文。
三、祝大家开心。据说那天不少人在一块溜冰快乐无比，而这样的日子不是时常拥有，但仍然可以让每天都高兴，因为一同快乐的许多人都在同一个天空下忙碌着，彼此牵连。 2006/8/22 两天的一起看 这是补昨天的。
读一封信。钱穆这个名字（其实应称姓名），是不会上排行榜的。但是做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就一定要知道他。
钱钟书致钱穆书
宾四宗老大师道座：契阔暌违，忽五十载。泰山仰止，鲁殿岿存，远播芳声，时殷遐想。前岁获睹大著忆旧一编，追记先君，不遗狂简，故谊亲情，感均存殁。明年苏州市将举行建城二千五百年纪念大会。此间人士金以公虽本贯吾邑，而梓乡与苏接壤，处廉让之间，又卜宅吴门，乃古方志所谓“名贤侨寓”。且于公钦心有素，捧手无缘，盛会适逢，良机难得，窃思届时奉屈贲临，以增光宠，俾遂瞻对。区区之私，正复齐心同愿。“旧国旧乡，望之畅然，而况于闻闻见见”，庄生至言，当蒙忻许，渴盼惠来。公家别具专信邀请，敬请片楮，聊申劝驾之微忱。衬拳边鼓，力薄而意则深也。即叩春安不备。
宗末钟书上 杨绛同候 一九八五年二月三日 因为他对中国古文化发自内心的仰慕以及孜孜不倦的研究，钱穆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国学家。他主张文化一脉相承，认为中国文化应当逐渐演进而不是通过文化的革命来谋求自身发展。
钱穆的八部作品：《国史大纲》、《国史新论》、《论语新解》、《湖上闲思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诸子系考辩》、《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附：
《国史大纲》前言引论（节选）
一
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者“悠久”。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4600余年。从《古竹书纪年》载夏以来，约得3700余年。夏472，殷496，周武王至幽王257，自此以下至民国纪元2681。二者“无间断”。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2752。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春秋编年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2633。鲁哀公卒，左传终，中间65年史文稍残缺。自周威烈王23年资治通鉴托始，至民国纪元凡2314年。三者“详密”。此指史书体裁言。要别有三：一曰编年，此本春秋。二曰纪传，此称正史，本史记。三曰纪事本末，此本尚书。其他不胜备举。可看四库书目史部分类。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智识之国家。何言之？“历史智识”与“历史材料”不同。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辈今日所需历史的智识。材料累积而愈多，智识则与时以俱新。历史智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智识，贵能鉴古而知今。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然后人欲求历史智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鲁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所贵于历史智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也。 且人类常情，必先“认识”乃生“感情”。人最亲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妇乃至朋友。凡其所爱，必其所知。人惟为其所爱而奋战牺牲。人亦惟爱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认识与了知。求人之敬事上帝，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不啻当面观体焉，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为上帝者，而后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人之于国家民族亦然。惟人事上帝本乎信仰，爱国家民族则由乎知识，此其异耳。人之父母，不必为世界最崇高之人物；人之所爱，不必为世界最美之典型，而无害其为父母，为所爱者。惟知之深，故爱之切。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战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今国人方蔑弃其本国已往之历史，以为无足重视；既已对其民族已往文化，懵无所知，而犹空呼爱国。此其为爱，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彼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赖于是，彼岂复于其国家有逾此以往之深爱乎！凡今之断头决胸而不顾，以效死于前敌者，彼则尚于其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有其一段真诚之深爱；彼固以为我神州华裔之生存食息于天壤之间，实自有其不可侮者在也。 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智识，其要在此。
六
凡治史有两端：一曰求其“异”，二曰求其“同”。何谓求其异？凡某一时代之状态，有与其先、后时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划分一时代之“特性”。从两“状态”之相异，即两个“特性”之衔接，而划分为两时代。从两时代之划分，而看出历史之“变”。从“变”之倾向，而看出其整个文化之动态。从其动态之畅遂与夭淤，而衡论其文化之为进退。此一法也。何谓求其同？从各不同之时代状态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衔接、相连贯而成一整面，此为全史之动态。以各段之“变”，形成一全程之“动”。即以一整体之“动”，而显出各部分之“变”。于诸异中见一同，即于一同中出诸异。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此谓求其同。此又一法也。 故治国史不必先存一揄扬夸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门户立场之见。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学术思想”，例如战国先秦。我即著眼于当时之学术思想而看其如何为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政治制度”，例如秦汉。我即著眼于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看其如何为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社会经济”，例如三国魏晋。我即著眼于当时之社会经济而看其如何为变。“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而所谓“变”者，即某种事态在前一时期所未有，而在后一时期中突然出现。此有明白事证，与人共见，而我不能一丝一毫容私于其间。故曰：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也。革新派言史，每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云云，是无异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无变，即不啻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历史无精神、民族无文化也。其然，岂其然？ 十三
晚清之季，谈者率自称我民族国家曰“睡狮”，曰“病夫”，此又不知别白之说也。夫“睡”与“病”不同。睡者精力未亏，蹶然兴起，犹可及人；病者不然。晚清之季则病也，非睡也。且其病又入膏肓，非轻易所能拔除。异族统治垂三百年，其对我国家、社会、文化生机之束缚与损害，固已甚矣。然中国以二千年广土众民大一统之局，“王室”为其客观之最高机关，历史沿袭既久，则骤变为难。又况自明以来六百年，政府无宰相，“王室”久握独裁之权，则激变又难。清廷不能不去，王室不能复建，逼使中国不得不为一激剧之变动，以试验一无准备、无基础之新政体，而不能更于其间选择一较缓进、较渐变之路，此为晚清革命之难局，一矣。日本明治维新在此点较中国多获便宜。天皇一统，于日本历史及民众观念上，并无十分剧变，得渐次引上宪政轨辙。中国政制之剧变，虽幸得冒险渡过，然所尝苦痛实深。洪宪之称帝，宣统之复辟，几许曲折，消损中国前进之精力与元气者，良不少也。
且满清政府，自咸、同以后，其情况视前已大变。各省督、抚，擅权自专，中央无力驾驭，渐成分裂割据之局。又处五洲棣通形势之下，政府虽腐败，犹得凭藉其地位，借外债，买军火，练新兵，整理交通，加强管辖。遂使腐败之政权，黑暗之势力，既得外力之助，又因外患之顾忌，迄未得彻底澄清之机会。革命势力之起，亦不得不与旧政府下之黑暗势力相妥协，以顺利其进行。革命之结果，仅为旧政权之溃烂解体而非其消灭。于是民国以来，武人弄权，地方割据，日转增长。内乱层见叠出，斩丧社会之元气，障碍国家之前进，其间莫非有外力焉为之呼应。此犹人身变病，未先驱解，早服补剂，病根缠绵不去，生机奄息不复。此又为民国以来缔构中央统一政权之难局，二矣。 尤难者，不在武人割据之不可铲灭，而在政治中心势力之不易产生。满清末叶，政治中心早已逐步没落。革命以还，所揭杆号召者，曰“民主共和”，而实际则去民主之阶程尚远。新中国建设之大业，一时难望于民众之仔肩。独裁王室既倒，而不幸当时之中层阶级，始从二百余年长期异族统制下抬头，八股小楷之素养，升官发财之习气，淘汰未净。而革命党人，则只挟外来“平等”、“自由”、“民权”诸新名词，一旦于和平处境下加入政府，乃如洪罅之点雪，名号犹是，实质遽化。其名犹曰政党民权，其实则为结党争权。一时中层知识分子，无新无旧，分途依附于地方武人割据势力之下而互为利用。此辈于前清末叶，既力阻开新之运，又于民国初年，加倍捣乱之功。此盖满清长期部族政权统治之智识阶级，日愚日腐，而骤遇政治中心大动摇之后所应有之纷扰。然此特一时病态，不得谓此绵历此数千年文化正统而为其最后之结晶。若果如是，则中国文化亦不能绵历此数千年之久，而早当于过去历史中烟消灰灭，先昔人之枯骨而腐朽矣。此又民国以来，社会中坚势力未能形成之难局，三也。此一点，日本明治维新较中国又占几许便宜。日本政权迁禅，自藩府还之天皇，既不如中国变动之剧。而日本在藩府统治下之封建道德，如武士道之忠君敬上、守信立节，移之于尊王攘夷，其道为顺。中国士大夫立身处世之纲领节目，久已在长期部族统治之猜防压制、诱协愚弄下变色。油滑、贪污、不负责任，久成满清末年官场乃至儒林之风气。一旦政体更革，名为“民主”实则全须士大夫从政者良心自负责任，而中国士大夫无此素养。既昧心祸国，又以“民权”之说委罪卸责。此其病乃深中于士大夫之良心，固非睡狮之喻所能得拟也。 凡此皆晚近中国之病，而尤其病于士大夫之无识。士大夫无识，乃不见其为病，急于强起急走以效人之所为。跳踉叫噪，踊跃愤兴，而病乃日滋。于是转而疑及于我全民族数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变故常以为快。不知今日中国所患，不在于变动之不剧，而在于暂安之难获。必使国家有暂安之局，而后社会始可以有更生之变。所谓更生之变者，非从于外面为涂饰模拟、矫揉造作之谓，乃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成长。而牖启此种力量之发舒与成长者，“自觉”之精神，较之效法他人之诚挚为尤要。不幸此数十年来，国人士大夫，乃悍于求变，而忽于谋安；果于为率导，而怠于务研寻。又复掺以私心，鼓以戾气，其趋势至于最近，乃继续有加益甚而靡已。 药不对病，乃又为最近百病缠缚之一种根本病也。
以下是今天的阅读，三个人的散文。兄弟俩都写树，各自特征如此明显；前几十年一直被骂的一个人我们都以为他很可怜，而事实恰好相反。
周作人讲究知识性和趣味性。
两株树
周作人
我对于植物比动物还要喜欢，原因是因为我懒，不高兴为了区区视听之娱一日三餐地去饲养照顾，而且我也有点相信“鸟身自力主”的迂论，觉得把他们活物拿来做囚徒当奚奴，不是什么愉快的事，若是草木便没有这些麻烦，让它们直站在那里便好，不但并不感到不自由，并且还真是生了根地不肯再动一动哩。但是要看树木花草也不必一定种在自己的家里，关起门来独赏，让它们在野外路旁，或是在人家粉墙之内也并不妨，只要我偶然经过时能够看见两三眼，也就觉得欣然，很是满足的了。
树木里边我所喜欢的第一种是白杨。小时候读古诗十九首，读过“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之句，但在南方终未见过白杨，后来在北京才初次看见。谢在杭著《五杂组》中云：
“古人墓树多植梧楸，南人多种松柏，北人多种白杨。白杨即青杨也，其树皮白如梧桐，叶似冬青，微风击之辄淅沥有声，故百诗云，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予一日宿邹县驿馆中，甫就枕即闻雨声，竟夕不绝，侍儿曰，雨矣。予讶之曰，岂有竞夜雨而无檐溜者？质明视之，乃青杨树也。南方绝无此树。”
《本草纲目》卷三五下引陈藏器曰，“白杨北土极多，人种墟墓间，树大皮白，其无风自动者乃杨移，非白杨也。”又寇宗云，“风才至，叶如大雨声，谓无风自动则无此事，但风微时其叶孤极处则往往独摇，以其蒂长叶重大，势使然也。”王象晋《群芳谱》则云杨有二种，一白杨，一青杨，白杨蒂长两两相对，遇风则籁籁有声，人多植之坟墓间，由此可知白杨与青杨本自有别，但“无风自动”一节却是相同。在史书中关于白杨有这样的两件故事：
《南史》萧惠开传，“惠开为少府，不得志，寺内斋前花草甚美，悉铲除，别植白杨。”
《唐书》契何力传，“龙翔中司稼少卿梁修仁新作大明宫，植白杨于庭，示何力曰，此木易成，不数年可芘。何力不答，但诵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之句，修仁惊悟，更植以桐。”
这样看来，似乎大家对于白杨都没有什么好感。为什么呢，这个理由我不大说得清楚，或者因为它老是籁籁的动的缘故罢。听说苏格兰地方有一种传说，那苏受难时所用的十字架是用白杨木做的，所以白杨自此以后就永远在发抖，大约是知道自己的罪孽深重。但是做钉的铁却似乎不曾因此有什么罪，黑铁这件东西在法术上述总有点位置的，不知何以这样地有幸有不幸。（但吾乡结婚时忌见铁，凡门窗上铰链等悉用红纸糊盖，又似别有缘故。）我承认白杨种在墟墓间的确很好看，然而种在斋前又何尝不好，它那瑟瑟的响声第一有意思。我在前面的院子里种了一棵，每逢夏秋有客来斋夜话的时候，忽闻淅沥声，多疑是雨下，推户出视，这是别种树所没有的佳处。梁少卿怕白杨的萧萧改植梧桐，其实梧桐也何尝一定吉祥，假如要讲述信的话，吾乡有一句俗谚云，“梧桐大如斗，主人搬家走”，所以就是别庄花园里也很少种梧桐的。这实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梧桐的枝干和叶子真好看，且不提那一叶落知天下秋的兴趣了。在我们的后院里却有一棵，不知已经有若干年了，我至今看了它十多年，树干还远不到五合的粗，看它大有黄杨木的神气，虽不厄闰也总长得十分缓慢呢。──因此我想到避忌梧桐大约只是南方的事，在北方或者并没有这句俗谚，在这里梧桐想要如斗大恐怕不是容易的事罢。
第二种树乃是乌柏，这正与白杨相反，似乎只生长于东南，北方很少见。陆龟蒙诗云，“行歇每依鸦舅影”，陆游诗云，“乌柏赤于枫，园林二月中”，又云，“乌柏新添落叶红”，都是江浙乡村的景象。《齐民要术》卷十列“五谷果菜茹非中国物产者”，下注云“聊以存其名目，记其怪异耳，爱及山泽草木任食非人力所种者，悉附于此”，其中有乌桕一项，《引玄中记》云，荆阳有乌臼，其实如鸡头，迮之如胡麻子，其汁味如猪脂。《群芳谱》言，“江浙之人，凡高山大道溪边宅畔无不种”，此外则江西安徽盖亦多有之。关于它的名字，李时珍说，“乌喜食其子，因以名之。……或日，其木老则根下下黑烂成臼，故得此名。”我想这或曰恐太迂曲，此树又名鸦舅，或者与乌不无关系，乡间冬天卖野味有桕子，是道墟地方名物，此物殆是乌类乎，但是其味颇佳，平常所谓胃肉几乎便指此也。
柏树的特色第一在叶，第二在实。放翁生长稽山镜水间，所以诗中常常说及桕叶，便是那唐朝的张继寒山寺诗所云江枫渔火对愁眠，也是在说这种红叶。王端履著《重论文斋笔录》卷九论及此诗，注云，“江南临水多植乌桕，秋叶饱霜，鲜红可爱，诗人类指为枫，不知枫生山中，性最恶湿，不能种之江畔也。此诗江枫二字亦未免误认耳。”范寅在《越谚》卷中桕树项下说，“十月叶丹，即枫，其子可榨油，农皆植田边”，就把两者误合为一。罗逸长《青山记云》，“山之麓朱村，盖考亭之祖居也，自此倚石啸歌，松风上下，遥望木叶着霜如渥丹，始见怪以为红花，久之知为乌桕树也。”《蓬窗续录》云，“陆子渊《豫章录》言，饶信间柏树冬初叶落，结予放蜡，每颗作十字裂，一丛有数颗，望之若梅花初绽，枝柯诘曲，多在野水乱石间，远近成林，真可作画。此与柿树俱称美荫，园圃植之最宜。”这两节很能写出桕树之美，它的特色仿佛可以说是中国画的，不过此种景色自从我离了水乡的故国已经有三十年不曾看见了。
柏树子有极大的用处，可以榨油制烛。《越谚》卷中蜡烛条下注曰，“卷芯草干，熬桕油拖蘸成烛，加蜡为皮，盖紫草汁则红。”汪曰桢著《湖雅》卷八中说得更是详细：
“中置烛心，外裹乌桕子油，又以紫草染蜡盖之，曰桕油烛。用棉花子油者曰青油烛，用牛羊油者曰荤油烛。湖俗祀神祭先必燃两炬，皆用红桕烛。婚嫁用之曰喜烛，缀蜡花者曰花烛，祝寿所用曰寿烛，丧家则用绿烛或白烛，亦桕烛也。”
日本寺岛安良编《和汉三才图去》五八引《本草纲目》语云，《烛有蜜蜡烛虫蜡烛牛脂烛桕油烛”，后加案语曰：
“案唐式云少府监每年供蜡烛七十挺，则元以前既有之矣。有数品，而多用木蜡牛脂蜡也。有油桐子蚕豆苍耳子等为蜡者，火易灭。有鲸鲲油为蜡者，其焰甚臭，牛脂蜡亦臭。近年制精，去其臭气，故多以牛蜡伪为木蜡，神佛灯明不可不辨。”
但是近年来蜡烛恐怕已是倒了运，有洋人替我们造了电灯，其次也有洋蜡洋油，除了拿到妙峰山上去之外大约没有它的什么用处了。就是要用蜡烛，反正牛羊脂也凑合可以用得，神佛未必会得见怪，──日本真宗的和尚不是都要娶妻吃肉了么？那么桕油并不再需要，田边水畔的红叶白实不久也将绝迹了罢。这于国民生活上本来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在我想起来的时候总还有点怀念，小时候喜读《南木草木状》，《岭表录异》和《北户录》等书，这种脾气至今还是存留着，秋天买了一部大板的《本草纲目》，的朋友所笑，其实也只是为了这个缘故罢了。
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于北平煅药庐。
周作人兄长的这篇文章好像是选入了初中课本的。思想性强。
秋夜
鲁迅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眨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胡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
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了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他简直落尽叶子，单剩干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几枝还低亚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陕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
鬼陕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
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立即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后窗的玻璃上下丁地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不多久，几个进来了，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他们一进个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了丁丁地响。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叠痕，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子。
猩红的栀子开花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青葱地弯成弧形了……。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
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
梁实秋的《雅舍》读过的。鹌鹑还做过不错的读书笔记，我让他给大家念，各位听得一愣一愣的，嘿嘿。生活里有诸多情趣，乐中之趣称乐趣，苦中作乐称苦趣……
下 棋
梁实秋 有一种人我最不喜欢和他下棋，那便是太有涵养的人。杀死他一大块，或是抽了他一个车，他神色自若，不动火，不生气，好象是无关痛痒，使你觉得索然寡味。君子无所争，下棋却是要争的。当你给对方一个严重威胁的时候，对方的头上青筋暴露，黄豆般的汗珠一颗颗地在额上陈列出来，或哭丧着脸作惨笑，或咕嘟着嘴作吃屎状，或抓耳挠腮，或大叫一声，或长吁短叹，或自怨自艾口中念念有词，或一串串地噎嗝打个不休，或红头涨脸如关公，种种现象，不一而足，这时节你“行有余力”便可以点起一支烟，或啜一碗茶，静静地欣赏对方的苦闷的象征。我想猎人追逐一只野兔的时候，其愉快大概略相仿佛。因此我悟出一点道理，和人下棋的时候，如果有机会使对方受窘，当然无所不用其极，如果被对方所窘，便努力作出不介意状，因为既然不能积极地给对方以苦痛，只好消极地减少对方的乐趣。 自古博弈并称，全是属于赌的一类，而且只是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略胜一筹而已。不过弈虽小术，亦可以观人，相传有慢性人，见对方走当头炮，便左思右想，不知是跳左边的马好，还是跳右边的马好，想了半个钟头而迟迟不决，急得对方只好拱手认输。是有这样的慢性人，每一着都要考虑，而且是加慢的考虑，我常想这种人如加入龟兔竞赛，也必定可以获胜。也有性急的人，下棋如赛跑，劈劈拍拍，草草了事，这仍旧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一贯作风。下棋不能无争，争的范围有大有小，有斤斤计较而因小失大者，有不拘小节而眼观全局者，有短兵相接，作生死斗者，有各自为战而旗鼓相当者，有赶尽杀绝一步不让者，有好勇斗狠同归于尽者，有一面下棋一面诮骂者，但最不幸的是争的范围超出了棋盘，而拳足交加。有下象棋者，久而无声音，排闼视之，阒不见人，原来他们是在门后角里扭做一团，一个人骑在另一个人的身上，在他的口里挖车呢。被挖者不敢出声，出声则口张，口张则车被挖回，挖回则必悔棋，悔棋则不得胜，这种认真的态度憨得可爱。我曾见过二人手谈，起先是坐着，神情潇洒，望之如神仙中人，俄而棋势吃紧，两人都站起来了，剑拔弩张，如斗鹌鹑，最后到了生死关头，两个人跳到桌子上去了！ 笠翁《闲情偶寄》说弈棋不如观棋，因观者无得失心，观棋是有趣的事，如看斗牛、斗鸡、斗蟋蟀一般。（注：好像做过文言训练题。）但是观棋也有难过处，观棋不语是一种痛苦。喉间硬是痒得出奇，思一吐为快。看见一个人要入陷阱而不作声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如果说得中肯，其中一个人要厌恨你，暗暗地骂你一声“多嘴驴！”另一个人也不感激你，心想“难道我还不晓得这样走！”如果说得不中肯，两个人要一齐嗤之以鼻，“无见识奴！”如果根本不说，憋在心里，受病。所以有人于挨了一个耳光之后还要抚着热辣辣的嘴巴大呼“要抽车，要抽车！” 下棋只是为了消遣，其所以能使这样多人嗜此不疲者，是因为它颇合人类好斗的本能，这是一种“斗智不斗力”的游戏。所以瓜棚豆架之下，与世无争的村夫野老不免一枰相对，消此永昼；闹市茶寮之中，常有有闲阶级的人士下棋消遣，“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此有涯之生？”宦海里翻过身最后退隐东山的大人先生们，髀肉复生，而英雄无用武之地，也只好闲来对弈，了此残生，下棋全是“剩余精力”的发泄。人总是要斗的，总是要勾心斗角地和人争逐的。与其和人争权夺利，还不如在棋盘上抽上一车。宋人笔记曾载有一段故事：“李讷仆射，性卞急，酷好弈棋，每下子安祥，极于宽缓，往往躁怒作，家人辈则密以弈具陈于前，讷赌，便忻然改容，以取其子布弄，都忘其恚矣。”下棋，有没有这样陶冶性情之功，我不敢说，不过有人下起棋来确实是把性命都可置诸度外。我有两个朋友下棋，警报作，不动声色，俄而弹落，棋子被震得在盘上跳荡，屋瓦乱飞，其中棋瘾较小者变色而起，被对方一把拉住：“你走！那就算是你输了。”此公深得棋中之趣。 （昨天欠的今天补） 昨天我肯定比大家起得早。一大早爬起来，人还没清醒就先赶到医院，一边后悔不该听师大校医的建议而跑到这人头攒动之处折腾自己。该死的总该死，不该死的终究死不了。然后在一片乱糟糟中终于将HOT缠绕在身上。后来地铁上有几位阿姨很留心我的宽大衬衣里的腰部，眼光始终不解。呵呵，看来还是有什么能让看什么都不奇怪的人们感到奇怪的啊。
还差两站到张江就接到同学家长的电话，说王老师不让家长代领档案。我才注意到尽管我紧赶慢赶也已近十点了。于是一个上午就在两层楼里奔波，还幸亏有同学替我上下地跑了不少路。王老师感叹我的返校是非常明智的，为不少同学解除了麻烦。而我只能说，因为上学期末我一无所知，如果今天不来那是说不过去的了……
下午感觉累，很久不活动了。回到家近六点，一路上还记着有同学问关于阅读的事情，想着晚上还得再挂上阅读的文字。不料似乎不到20：00我就梦见周公了，并且今天早上闹钟不起作用。还好到医院拆除身上仪器的人比较多，我是倒数第二个，没有被责怪。
向昨晚上来浏览而失望者道歉，欠下的内容今晚会补齐的。 2006/8/20 《围城》序言 我很害怕读这样的短序。这是我第三次郑重地品读这篇序言的第二段。有一种物质不再溢出我的眼眶，而是流回心底。
《围城》序
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角色当然是虚构的，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杨会、放弃附会的权利的。
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不过，近来觉得献书也像“致身于国”、“还政于民”等等佳话，只是语言幻成的空花泡影，名说交付出去，其实只仿佛魔术家玩的飞刀，放手而并没有脱手。随你怎样把作品奉献给人，作品总是作者自已的。大不了一本书，还不值得这样精巧地不老实，因此罢了。 三十五年【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谈艺录读本目录
《谈艺录》读本目录
五、文体论
六、修辞
七、风格
2006/8/19 钱钟书的文字 钱钟书——这个人就不用多说了。
以下文字选自《谈艺录》的读本。说起来这不是钱钟书写下的文字，而是对其文字的解读。值得一看的。这本书我以前没有认真读，现在开始努力吧。（其实假期已过大大半，还得等开学继续努力吧。）
先选这一节是因为看着题目觉得好玩。其实这一篇在集子中排在很后面的，是第六章的第二十小节。（不信，看附后的目录。）读了就发现真的很好玩。
“鸭先知”辩
按《西河合集·诗话》卷五有一则①，记与汪蛟门论宋诗②，略云：“汪举‘春江水暖鸭先知’，不远胜唐人乎。予曰：此正效唐人而未能者。‘花间觅路鸟先知’，此唐人句也。觅路在人，先知在鸟，鸟习花间故也，先者，先人也。若鸭则先谁乎。水中之物皆知冷暖，必以鸭，妄矣。”颇能诡辩。王渔洋《居易录》及《渔洋诗话》遽概括西河言为“鹅岂不先知”③，遂成笑枋；西河弟子张文檒《螺江日记》卷六已力辩其诬 ④。《随园诗话》卷三论曹能始诗⑤，曾引《西河诗话》，不应此处尚沿流俗之讹。反驳亦未为不是，惜尚非扼要。东坡此句见题《惠崇春江晚景》第一首：“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是必惠崇画中有桃、竹、芦、鸭等物，故诗中遂遍及之。正钟记室《诗品·序》所谓⑥：“‘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先”者，亦“先人”也。西河未顾坡诗题目，遂有此灭裂之谈⑦。张谓《春园家宴》⑧“竹里行厨人不见，花间觅路鸟先知”，即西河所谓“唐人”。东坡诗意，实近梁王筠《雪里梅花》：“水泉犹未动，庭树已先知。”东坡《游桓山会者十人》五古又云“春风在流水，凫雁先拍拍”；此意盖数用也。
注释：
①《西河全集》：清毛奇龄（字大可，号西河）撰，其中有《诗话》八卷。
②汪蛟门：清代诗人汪懋麟，字季角，号蛟门。 ③王渔洋：清王士禛号。有《居易录》三十四卷，《渔洋诗话》三卷。 ④《螺江日记》：清张文檒撰，八卷，续编四卷。 ⑤曹能始：明代作家曹学佺字。 ⑥锺记室：梁锺嵘，曾任记室官。有《诗品》三卷。 ⑦灭裂：犹言卤莽轻薄。 ⑧张谓：唐代诗人，字正言。 读本解说：
清人毛奇龄诋毁苏轼诗，汪懋麟不附合其意，反问：“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能说不佳吗？毛氏曰：“鹅也知，鸭比谁先知？”这一曲解早已传为笑柄。袁枚《随园诗话》卷三载此事，只言毛氏诋苏诗太过，未加深辨，亦未击中要害；王士禛很不赞同毛氏之说，但也仅是对他揶揄讥笑。这一则辨析甚为透辟。 一、苏轼此诗题曰《惠崇春江晚景》，是为宋僧惠崇画的《春江晚景》作的题画诗，竹外桃花，群鸭浮水，白蒿满地，新芦吐芽，必是画面上实有之景，题画诗必受画面实景的制约，而不能离开画面任意涂写。至于诗中的“水暖”和“河豚欲上”，是画家无法表现的，而是诗人透过桃花三两枝、白蒿满地、芦苇吐芽的季节描绘，自然联想到初春时节该是河豚沿江而上的时候。说此诗写得好，就在于苏轼能生动地展现惠崇绘制的初春江边晚景的画面。可见毛氏竟连苏诗题目也未细看，只能说是出于成见。 二、毛奇龄说苏诗“春江水暖鸭先知”是仿唐张谓《春园家宴》里的“花间觅路鸟先知”，并说“觅路在人，先知在鸟”，鸟习花间，所以觅路能先于人，而“鸭先谁乎？”这里指出：鸭亦先人知，因鸭游于春江水中，而人仅目睹所见，所以“先”者，先人也。其诗意不同于张谓的《春园家宴》，而是与梁王筠的《雪里梅花》相近，“水泉犹未动，庭树已先知”，“鸭先知”与“庭树先知”，均是先于人知春到人间了，而张谓诗则是鸟先知途，意思不同。 以下是第二章的第四节，之所以看一看，是因为对“活法”这个短语发生兴趣。阅读跳跃太快，抱歉。
谈“活法”
《艇斋诗话》记吕东莱论诗尝引孙子论兵语①：“始如处女，终如脱兔。”陈起《前贤小集拾遗》②卷四载曾茶山《读吕居仁旧诗有怀其人作诗寄之》五古，今本《茶山集》漏收③，有云：“学诗如参禅，慎勿参死句；纵横无不可，乃在欢喜处。又如学仙子，辛苦终不遇；忽然毛骨换，政用口诀故。居仁说活法，大意欲人悟，岂惟如是说，实亦造佳处；其圆如金弹，所向如脱免。”“脱兔”正与“金弹”同归，而“活法”复与“圆”一致。圆言其体，譬如金弹；活言其用，譬如脱兔。茶山二句即东坡《次韵欧阳叔弼》所谓：“中有清圆句，铜丸飞柘弹。”观《谢幼槃文集》卷一《读吕居仁诗》：“吾宗宣城守，诗压额谢辈④。居仁相家子，哦诗亦能事。自言得活法，尚恐宣城未。”则东莱虽有取于谢玄晖语，而尚以为玄晖所行不逮所言也。章冠之《自鸣集》卷四《送谢王梦得借示诗卷》“人入江西社，诗参活句禅”，“参活句”即茶山句之“勿参死句”，盖以此为“江西社”中人传授心法。东莱借禅人“死语不离窠臼”话头（参观《五灯会元》卷十二昙颖达观章次），拍合谢玄晖“弹丸”名言，遂使派家有口诀、口号矣。其释“活法”云：“规矩备具，而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不背于规矩。”乍视之若有语病，既“出规矩外”，安能“不背规矩”。细按之则两语非互释重言，乃更端相辅。前语谓越规矩而有冲天破壁之奇，后句谓守规矩而无束手缚脚之窘：要之非抹杀规矩而能神明乎规矩，能适合规矩而非拘挛乎规矩。东坡《书吴道子画后》曰⑤“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其后语略同东莱前语，其前语略当东莱后语。陆士衡《文赋》⑥“虽离方而遁圆，期穷形而尽相”，正东莱前语之旨也（参观《管锥编》1193—1194页）。东莱后语犹《论语·为政》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恩格斯诠黑格尔所谓“自由即规律之认识”⑦。谈艺者尝喻为“明珠走盘而不出于盘”、或“骏马行蚁封而不磋跌”、甚至“足镣手铐而能舞蹈”（参观《宋诗选注》苏轼篇注3、4，又杨万里篇注24、25，《管锥编》149页、1197页、又《增订》17页）。康德言想象力有“自由纪律性”⑧，黑格尔言精神“于必然性中自由”，是其大义。以此谛说诗，则如歌德言⑨：“欲伟大，当收敛。受限制，大家始显身手；有规律，吾侪方得自由。”希勒格尔尝言韵律含“守秩序之自由”⑩。黑贝尔语尤妙⑾，谓“诗家之于束缚或限制，不与之抵拄，而能与之游戏，庶造高境”。近人艾略特云⑿：“诗家有不必守规矩处，正所以维持秩序也。”均相发明。《晋书·陶侃传》记谢安每言：“陶公虽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语亦不啻为谈艺设也。 注释： ①《艇斋诗话》：宋曾季貍撰，一卷。吕东莱：吕本中，字居仁，学者称东莱先生，宋诗人。孙子：孙武，春秋时兵家，著有《孙子》十三篇。 ②陈起：字宗之，南宋书坊主，刻《江湖小集》等书多种。 ③曾茶山：曾几，号茶山居士。有《茶山集》八卷。《谢幼槃文集》十卷，宋谢逸撰。 ④宣城守：谢朓，字玄晖，官宣城太守。颜谢：颜延之，谢灵运，与谢朓南北朝时宋诗人。 ⑤东坡：苏轼号东坡居士。吴道子：吴道玄字，唐画家。 ⑥陆士衡：晋陆机字，文学家。 ⑦思格斯：十九世纪德国社会主义革命家、理论家。黑格尔：十八、九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⑧康德：十八世纪末期、十九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⑨歌德：十九世纪初德国诗人。 ⑩希勒格尔：十八、九世纪德国文学艺术家。 ⑾黑贝尔：十九世纪德国诗人。本书又译为“赫贝尔”。 ⑿艾略特：英国诗人、批评家。 读本解说：
这一节讲创作要讲究“活法”。《孙子·九地》：“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处女比安静，脱兔比行动迅速。一静一动，变化不定，即指灵活。曾几讲“学诗如参禅”，指诗人在生活中有所感触，就抓住这种感触来作诗。像杨万里《闲居初夏午睡起》：“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上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钱先生《宋诗选注》评：“这首诗里的‘留’字‘分’字都精致而不费力”；第四句参看白居易的《前日〈别柳枝〉绝句，梦得继和，又复戏答》：“谁能更学孩童戏，寻逐春风捉柳花？”这里“留酸软齿牙”，“留”和“软”写出生活中的一种感触。“分绿”又是一种感触。“闲看儿童捉柳花”，这里又有一种感触，感触到看儿童捉柳花的活泼可爱。抓住生活中的这种感触，写成诗句，这就好像参禅了。参禅分死活，像杨万里抓住生活中的感触来写，就是活句。再像白居易的“谁能更学孩童戏，寻逐春风捉柳花？”感叹自己已经失去童年无法追寻了。这又是一种感触，抓住这种感触写出来，也是参活句。倘作者没有自己的感触，抄袭别人的话，就不是参活句了。“纵横无不可，乃在欢喜处。”有了自己的感触，不论怎样说都可以。像白居易那样说可以，像杨万里那样说也可以。“乃在欢喜处”，应该是在有感触处。 再说像学仙那样，“辛苦终不遇，忽然毛骨换”，成仙了。这正如杨万里《荆溪集序》：“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陈师道）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王安石）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学之愈力，作之愈寡。”这就是“辛苦终不遇”。后来觉悟了，“是日即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盖麾之不去，前者未去而后者已迫，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这就是“忽然毛骨换”了。懂得了诗从生活中来，在生活中有了感触，把它抓住就写成了。方东树《昭昧詹言》“玄晖别具一副笔墨，开齐梁而冠乎齐梁”，所以说谢朓“诗压颜（延之）、谢（灵运）。”又称：“玄晖自云：‘圆美流转如弹丸。’”这就是“譬如金弹”。这里指出活法说胜过弹丸。因为弹丸说讲诗的圆美流转，就诗的艺术成就说。活法讲诗的感触，有了感触才能写诗，才有诗的艺术成就，所以活法更重要了。没有对外界事物的感触，说人家已说的话，没有新的意境，没有新的艺术手法，这叫落入前人的窠臼，所以说“死语不离窠臼”。讲活法，提到苏轼《书吴道子画后》：“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钱先生在《宋诗选注》苏轼篇里说：前面一句算得“豪放”的定义，用苏轼所能了解的话来说，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用近代术语来说，就是：自由是以规律性的认识为基础，在艺术规律的容许之下，创造力有充分的自由活动。这正是苏轼所一再声明的，作文该像“行云流水”或“泉源涌地”那样的自在活泼，可是同时应很谨严的“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这里就谈到“规矩备具，而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不背于规矩”了。钱先生引陆机《文赋》：“虽离方而遁圆，期穷形而尽相。”在《管锥编》1193页里作了发挥：“离方圆以穷形相”即不囿陈规，力破余地，……西方古典主义以还，论文常语如：“才气雄豪，不局趣于律度，迈越规矩，无法有法”；“规矩拘缚，不得尽才逞意，乃纵心放笔，及其至也，纵放即成规矩”；“破坏规矩乃精益求精之一术”，均相发明。 再关注到这个题目，完全是因为读了上一篇。这是第四章的第十一节。一看篇幅比上一节长，就想暂时放弃。可后来硬着头皮念完，感觉不虚此读。
活法与死法
《艇斋诗话》载江西先辈谈艺要旨①，谓吕东莱论诗“讲活法”②。《后村大全集》卷九十五《江西诗派小序》亦引东莱作《夏均父集序》云③：“学诗当识活法。活法者、规矩备具，而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不背于规矩。谢玄晖有言④：‘好诗如弹丸’，此真活法也。”后村按谓：“以宣城诗考之，如锦工机锦，玉人琢玉，穷巧极妙，然后能流转圆美。近时学者误认弹丸之喻，而趋于易；故放翁诗云：‘弹丸之论方误人。’然则欲知紫薇诗者④，观此集序，则知弹丸之语，非主于易。”云云。按琢玉工乃陈克《九僧诗序》中语。夫诗至于圆，如学道证圆通，非轻滑也。赵章泉以东莱与涪翁并称⑤，屡道圆活，如《淳熙稿》卷十七《与琛卿论诗》一绝曰：“活法端须自结融，可知琢刻见玲珑。涪翁不作东莱死，安得斯文日再中。”“琢刻见玲珑”五字，可以释放翁之惑矣。后村引放翁语，见《答郑虞任》七古，曰：“区区圆美非绝伦，弹丸之说方误人。”放翁自作诗，正不免轻滑之病，而其言如是；其于古今诗家，仿作称道最多者，偏为古质之梅宛陵。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谓⑥：“圣俞诗、近世少有喜者，或加毁訾，惟陆务观重之。此可为知者道也。”余按《剑南集》中诗，显仿宛陵者，有《寄酬曾学士》、《过林黄中食柑子》、《送苏召叟入蜀》、《与同官纵谈鬼神》、《哲上人以端砚遗子聿》、《假山》、《春社日》、《熏蚊》之类。《雨夜怀唐安》之“萤依湿草同为旅”，则宛陵《依韵和子充夜雨》之“湿萤依草没”也；《书斋壁》之“菱刺磨成芡实圆”，则宛陵《依韵和晏相公》之“苦词未圆熟，刺口剧菱芡”也。《读宛陵先生诗》云：“欧尹追还六籍醇，先生诗律擅雄浑。导河积石源流正，维岳崧高气象尊。玉磬漻漻非俗好，霜松郁郁有春温。向来不道无讥品，敢保诸人未及门。”又《读宛陵诗》曰：“李杜不复作，梅公真壮哉。岂惟凡骨换，要是顶门开。锻炼无余力，渊源有自来。平生解牛手，余刃独恢恢。”又《书宛陵集后》云：“突过元和作，巍然独主盟。诸家义皆堕，此老话方行。赵璧连城价，隋珠照眼明。粗能窥梗概，亦足慰平生。”《李虞部诗序》云：“歌诗复古，梅宛陵独擅其宗。”《梅圣俞别集序》云：“先生于诗，非待学而能，然学亦无出其右。置字如大禹铸鼎，炼句如后夔作乐；成篇如周公致太平。欲学不得，欲赞不能。”云云。唱叹备至，于他家盖未有是。如于少陵，不过悲其志事，作泛称语，不详论诗律也。参观《东屯高斋记》、《草堂拜少陵遗像》五古、《读杜诗》七绝、《读李杜诗》五律等作。欧阳永叔作《圣俞墓志》曰⑦：“其初喜为清丽闲肆，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又《水谷夜行》诗云：“梅翁事清切，石齿漱寒濑。”而放翁《示子遹》则曰：“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弘大。怪奇亦间出，如石漱湍濑。”全取欧公称宛陵语以自道。宛陵《和晏相公韵》曰：“因令适性情，稍欲到平淡。”《读邵不疑诗卷》曰：“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答萧渊少府卷》曰：“大都精意与俗近，笔力驱驾能逶迤。”放翁《题萧彦毓诗卷》则云：“诗卷雄豪易得名，尔来闲淡独萧卿。”《追怀曾文清公呈赵教授》 则云：“工夫深处却平夷。”《夜坐示桑甥》云：“好诗如灵丹，不杂膻荤肠。大巧谢琱琢，至刚反摧藏。”《读近人诗》云：“琢琱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君看太羹玄酒味，蟹螯蛤柱岂同科。”《何君墓表》中有“诗欲工、而工非诗之极”一节，皆重言申明平淡之旨。《邵氏闻见后录》谓⑧“鲁直诗到人爱处，圣俞诗到人不爱处”。按吴可《藏海诗话》引东坡谢李公择惠诗帖云：“公择遂做到人不爱处。”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亦记东坡语云⑨：“凡诗须做到众人不爱可恶处，方为工。”邵氏盖用苏语。《栾城遗言》载鲁直盛称圣命诗事⑩，可参观。《匏庐诗话》卷上乃言⑾：“宋诗能到俗人不爱者，庶几黄豫章。”似仅本放翁诗，未考其源也。放翁则屡用其语，《明日复理梦中作》曰：“诗到无人爱处工。”《山房》曰：“诗到令人不爱时。”《朝饥示子书》曰：“俗人犹爱未为诗。”按此意即昌黎《与冯宿论文书》所谓“小惭小好、大惭大好”之正面。其于宛陵之步趋塐画，无微不至，庶几知异量之美者矣。抑自病其诗之流易工秀，而欲取宛陵之深心淡貌为对症之药耶。全谢山《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六《春凫集序》言东坡作诗为李杜别子⑿，而论诗乃致不满于李杜，言行一若不符。按《渭南文集》卷十五《梅圣俞别集序》曰⒀：“苏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韵和陶渊明及先生二家诗而已。”东坡和陶，世所熟知，东坡竺好宛陵，则未之他闻。然二家冲和质淡，与东坡诗格不侔，斯亦放翁前事之师，而谢山之说又得旁证矣。宛陵《依韵和晏相公》所云：“苦词未圆熟，刺口剧菱芡”，即是弹丸之说。严沧浪力排江西派，而其论“诗法”，一则曰“造语须圆”，再则曰“须参活句”，与“江西派图”作者吕东莱之说无以异。放翁《赠应秀才》诗亦谓：“我得茶山一转语，文章切忌参死句。”故知圆活也者，诗家靳向之公⒁，而非一家一派之私言也。 注释： ①《艇斋诗话》：宋曾季貍（号艇斋）撰，一卷。 ②吕本中：宋诗人，学者称东莱先生。有《紫薇诗话》一卷，故人称紫薇。
③《后村大全集》：宋刘克庄（字潜夫，号后村）撰，一百九十六卷。
④谢玄晖：南朝齐代诗人谢朓字。宣城人，故又称宣城。
⑤赵章泉：宋赵蕃字。撰有《淳熙稿》二十卷。
⑥阵振孙：宋代书录家。撰有《直斋书录解题》二十二卷。
⑦欧阳永叔：宋代作家欧阳修字。圣俞：宋代诗人梅尧臣字。
⑧《邵氏闻见后录》：宋邵博撰，三十卷。其前录二十卷是其父邵伯温撰，后录是其续书。
⑨《石林燕语》十卷，《藏海诗话》一卷，均宋人诗话。
⑩《栾城遗言》：宋苏辙言，苏籀记，一卷。
⑾《匏庐诗话》：清沈涛撰，三卷。
⑿全谢山：清全祖望字。撰有《鲒埼亭集》三十八卷，外编五十卷。
⒀《渭南文集》：宋陆游撰，五十卷。
⒁茶山：宋诗人曾几，号茶山居士。靳向：指追求向往。
读本解说： 古今中外谈艺者论诗，均以“流转圆美”为佳，正像谢朓所说“好诗如弹丸”，这不单是声律上的最高境界，还包括情思的曲折，吐辞的婉转，风格的柔美。吕本中论诗“讲活法”，是指作诗既要按照诗体的规矩，又不受规矩的限制，能有出奇的变化，而又不违反规矩，他以为“如弹丸”正是真活法。刘克庄以谢朓的诗为例，认为他像雕玉工一样，经过穷工雕琢，而后达到“流转圆美”的境界，并非易事。陆游以为“弹丸之论方误人”实在是一种误会。这里指出：诗的圆活不是轻滑，而是赵蕃所说的“琢刻见玲珑”，是要经过一番锤炼的功夫方能达到。陆游作诗，正有轻滑之病，他好仿作别人的诗，而其中以仿古朴质实的梅尧臣诗为最多。陈振孙说，梅诗为当代人所喜欢的较少，唯独陆游喜欢仿作。这一则中举引了若干陆游显仿梅诗的例子，甚至有的诗句仅是稍加变换，如将梅诗“湿萤依草没”仿为“萤依湿草同为旅”等。陆游仿梅诗，确实觉得梅诗好，在《读宛陵先生诗》中称梅诗“源流正”、“气象尊”，“诗律擅雄浑”；《读宛陵诗》中将梅诗与李杜诗相比，称梅为“解牛手”，于诗“锻炼无余力，渊源有自来”；《书宛陵集后》更将梅集比作价值连城的赵璧、隋珠，只要“粗窥梗概”，便“足慰平生”；他认为梅诗不是学而能，有人即便学，也无法超过他，因为梅诗对每个字的选用安排“如大禹铸鼎”稳重扎实，对每句诗的锤炼“如后夔作乐”巧于变化，对整篇诗的布局“如周公致太平”周密妥切，想学都学不到手。而陆游对杜诗的评价，多是一般性的泛泛称赞，没有具体评论，唯独对梅诗细细咀嚼，赞叹不已。欧阳修曾初喜梅诗之清丽与怪巧，陆游也附合此说。梅尧臣认为自己“苦词未圆熟”（《依韵和晏相公》），崇尚平淡的诗风，认为古今之诗作，平淡亦是难于达到的境界。陆游推崇梅诗，认为他的平淡之意正在于脱俗，不凑热闹，不杂羶荤，不尚雕琢，不造奇险，也正是邵博所谓“尧臣诗到人不爱处”。苏轼更以诗做到众人不爱、可恶处，方为工。所谓“众人不爱”，就是沈涛说的“俗人不爱”，陆游在诗中屡用此语，如“诗到无人爱处工”，好诗绝不迎合一般人的口味。钱先生在这一则里提出的这个问题，可用宋玉《对楚王问》来说明，即“其曲弥高，其和弥寡”。曲调有高的，一般人听不懂，要有能欣赏高曲调的人才能听得懂。梅尧臣的诗追求平淡，不易为人们所欣赏，陆游的诗流易工秀，与梅诗的深心淡貌不同，但陆游却能赏识，这很难得。他要用梅诗的深心淡貌，补救他的不足，故竭力推重梅诗。韩愈也有类似的创作体验：每每自己满意的作品，人说不好；自己不满意且不敢出示于人的作品，反而人皆说好，总是小惭小好，大惭大好。对此，韩愈悟到了作文的道理，要“弃俗尚”，“从于寞寂之道”，切忌“争名于时”。此意真可谓寄托深妙的远见卓识。法国诗人贝莱说他喜欢的都是惹人讨厌的那种东西，英国诗人查普曼也不以没有人喜欢他的诗而感到不满足。都是悟到了作文的道理，不去争名于一时。总之，无论是梅尧臣追求的平淡，苏轼所谓“众人不爱、可恶处，方为工”，还是韩愈总结的可贵经验，都未离“弹丸”之说。严羽论诗法强调“造语须圆”，“须参活句”，与他反对的江西诗派的吕本中“讲活法”是一致的。可见，艺术上的圆活是各种艺术流派所追求的至高境界。《谈艺录补遗》还讲到作诗有贵活句，贱死句的问题，读诗亦有活参死参之分，如对苏轼《惠崇春江晓景》：“春江水暖鸭先知”句的理解，清人毛奇龄在《西河诗话》中提出：“鹅也先知”，便是死在句下。作诗切题而无寄托是为“死句”，读诗过泥亦为死参，所以说读诗也有圆熟的问题，不能过于拘泥于字面的阐释。 2006/8/18 高尔泰的文字 这是高尔泰读《清代野记》后写的读后感。
陈迹飘零读故宫
《清代野记》一书，不知何人所撰，多记咸、同、光、宣四朝轶事。如果不是一位朋友给了我一本，我大概是不会看它的。但是开篇有益。灯下阅读，掩卷支枕，却也有许多启发和心得。 文化落后的民族征服文化程度较高的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是常事。但由此而引起的民族同化，在不同的地理条件和历史背景下，其后果又都并不相同。汉文化的影响使满人变得文弱了，但同时却又加强了满人对汉人的统治，使清王朝维持了近三百年的时间。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却并不常有。 多尔衮之平定中原，实得力于汉族文人如范文程、洪承畴等人所贡献的政策和策略。入关之初，他们大力宣传“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同时严明军纪，申明“三勿”（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百姓“莫不大悦，各还乡里”。又无流亡，劝农桑，鼓励垦荒，发展生产。除接受吴三桂等人投降外，对故明罢谪请臣和各地“隐迹贤良”也一并征擢，为其后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以及取代明王朝以后敲骨吸髓地盘剥、掠夺和大兴文字之狱，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具有较强的社会组织力和进行镇压的坚决性与残酷性，而明末中国的地区性和集团性反抗力量，是分散的、内耗的，因而是易于各个击破的；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汉人崇拜宝座的心理，以及汉人的以宝座为核心的文化结构，也为任何胜利了的征服者，准备了称王称霸的温床。 在这个温床上，强悍精明的满人由于舒适和安全感而松懈了，日益弱化和腐化，日益严重地挥霍浪费国家资财。起初宫廷还查禁贪污，但由于各级官员都属于同一个利益集团，也由于宫廷本身是贪污腐化、挥霍浪费的大本营，这种查禁既不力也无效。后来连皇帝自己也公开地、明目张胆地贪污腐化以图享乐了。《清代野记》记载之皇太后修三海，即其一例： 慈禧……设海军衙门，以每年提出之海军经费二百万两为修园费。又开海军投效捐，宝银七千两作为一万。以知县即选，又得数百万，亦归入修园费。不三年，园成，慈禧率帝后宫眷贵等居之。……每日园用两千金也。……甲午之败，李文忠常恨曰：“使海军经费按年如数发给……何致大败！” 这种事。不过是中国皇帝的家常便饭罢了。满人入境随俗，原是很自然的事。这不也是“民族同化”的一种形式吗？ 不过在以前，只有皇帝能这样，官员们则不可。远古“天锡禹洪范九畴”就宣称，王“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而“臣无有作威作福玉食”。如果有之，知道了是要查处的。清代的统治集团，由于都是旗人，面对着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汉人，不得不谋求内部的团结一致，大臣们的事，皇帝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不是内讧的需要，一般并不查处。一旦查处，就会透露出惊人的内幕。例如军机大臣和珅当政二十年，搜刮得来的民脂民膏超过乾隆时期国家军费的十倍。和垮台后，这笔财富交回国库，也就是落入了嘉庆皇帝的腰包。中国的所谓国库，实际上等于是皇帝的私产。历来如此，清代尤甚。慈禧之挪用军费，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官员的贪污腐化，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于是州县取媚督抚，督抚勾结京官，京官“迎合上意”，邀权固宠，媚上压下，“侵欺国帑刻剥小民”。州县有千金之通融，则胥役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如此“高下其手”的普遍腐败，纵使皇帝想要控制，其可得乎！ 由于是凭身份，而不是凭能力进行统治，所以工作效率对官员们个人的地位并无直接关系。他们可以不必操劳，更不必创造价值，只要发号传令（维持效能）和坐享其成就是了。国库的豢养，使得这批人越来越懒，越来越依靠和只能依靠公文程序进行管理，以致越来越可以抽出手来搜刮民脂民膏。民脂民膏的积累使得他们越来越肥，越来越离不开快马轻车、锦衣玉食和华堂轻裘。于是乎随着社会矛盾的越来越激化，他们生存竞争的能力却越来越衰退了。 《清代野记》卷十记载： 予戊寅之夏再入都，留应乡试。一曰，有一满人同学者，邀饮万福居。予后至，见首座为一白发老翁，旁置一珊瑚冠见予至咸与为礼……少间突然问予曰：“闻前十余年，南方有大乱事，确否？”予姑举捻之乱略言之，彼大诧曰：“如此大乱，其后如何平定？”予曰，“剿平之也。”又曰：“闻南方官兵见贼即逃，谁平之耶？”予又举胡、曾、左、李诸人以封，皆不知……此公名阿勒珲，在黑龙江为副都统三十年。 又云： 有开坊翰林，生长京师，且系世族。又为国史纂修，亦不知咸丰年间事。其人名麟趾。……在馆校对史传，阅至罗泽南、刘蓉等列传，拍案大骂曰：“外省保举之滥，一至于此！罗泽南何人也？一教官出身，不三年竟途至实缺道员记名布政使，外省真暗无天日矣！”时同座者为阳湖恽彦彬，见其愈骂愈烈，万无可忍，遂耳语曰：“慎毋妄言，若辈皆百战功臣，若非湘、淮军吾辈今曰不知死所矣！”麟曰：“百战何事？天下太平，与谁战者？……”恽笑曰：“即与太平战耳。南方大乱十余年，失去大小五六百城，君不知耶？”麟大诧曰：“奇哉奇哉！何以北方如此安静，所谓与太平战，更难索解！”恽曰：“尔不知洪秀全造反自称太平天国耶？”麟又曰：“贼之事，我如何能知道？” 这么一批废物，之所以能混得下去，之所以能窃据要职，统治这么一个巨大的国家，是由于他们具有一定的身份，即他们是旗人。旗人之所以获得这个身份，是因为他们用武力战胜了汉族，他们的理论基础是武力。在征服汉民族的过程中，旗人将领都发财了。本来，他们仍然不能像古罗马总督维宝鲁所说的那样，仅仅“让军队发财，就可以高枕无忧”。因为比之于广大汉人，他们不过是极少数。他们的军队，除八旗和绿营外，大量都是汉人的地方武装。但是，由于文化的原因，恰恰是这批自筹军饷不吃皇粮的人的武装，成了他们安全的保障。 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国民族文化，从远古以来，一直都是以皇帝的宝座为核心的，皇帝是龙图腾，是天之子，是构成社稷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国人没有它就活下不去。“三日无君，惶惶如之。”它是中国人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围绕着旋转的太阳。东周以来从“敬天”到“重民”的观念变迁，到尚礼、乐，制刑、法的政策完善，再到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的背驰和互补，经学儒和理学儒之间的差异和沟通。都莫不呈现出这样一种徐缓而又怪圈般的旋转，并在旋转中形成了一个循环性的、轨道固定的框架结构。任何中国人，其生存努力的顽强性都无不体现在他们对这个以宝座为核心的文化框架的坚决依赖上。文人士大夫或处或出，也无非围绕着皇帝的宝座兜圈子。处是“不才明主弃”，出是“欲为圣朝除弊事”。他们离开了这个文化核心就无所适从，就不敢徘徊。 “长忆商山，当年四老，尘埃也走咸阳道，为谁画到便幡然，至今此意无人晓。”这期间的奥秘，深藏在以宝座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封闭结构之中。这样的文化结构，造成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宝座崇拜。宝座崇拜是中国人的宗教，是中国式的政教合一。这种政教合一，性质上完全不同于个人崇拜。它是以物（规范、角色、道具）为对象。而不是以人为对象的。不论是谁，不论是什么样的人，哪怕是一个十几岁的顽童，只要有机会坐到那宝座上，就会受到尊敬，就会使哪怕白发苍苍的庄严大臣也诚惶诚恐、毕恭毕敬，比之于电影《末代皇帝》中所再现的那种现象，诸葛亮对于阿斗的效忠，也许是更为突出的例子。纳兰性德《咏史》诗批评诸葛亮说：“永安遗命分明在，谁禁先生自取来？”看起来好像很开通，实际上也还是把皇帝的意志，当作了这种角色取代的合法性的根据。纳兰性德的这种不自觉的观念，是民族同化的最好表征。 规范、角色、道具的先天的存在，赋予了皇帝的权力以合法性，从而也赋予了各级官吏以政府的名义所作所为的一切以合法性。从这个事实引申出来的伦理观念和法制观念都无不向心地聚集为牢固的宝座崇拜，宝座的幻影由于人们的崇拜而凝重了。在凝重的阴影下征服者在夺取宝座时踩下的零乱的蹄迹，也都板结为确定不移的轨道。既是政治的轨道也是精神文化的轨道。在这条轨道奔走，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化人生存努力的惟一形式。这个形式使得每一个人都失掉了自己的个性和意志，从而为任何宝座获得者提供一种安全的保证。清代的汉族将领，如上述引文提到的胡、曾、左、李、罗、刘等人，都不例外。不论曾国藩同满清皇朝的关系如何，他为保护中国传统文化而同信奉基督教的太平天国进行的战争，实际上是保护了满清人皇朝，所以，旗人自谓：若非湘淮军，吾辈不知死所。而曾国藩们，亦以之自豪，甘为旗人所用。曾国藩诗云：“自抱轮困材，高下随所置”，这正是传统儒将的典型风度。对于统治者来说，有人民如此，有将帅如此，可以高卧无虞矣！ 入境随俗的旗人集团，作为一个文化落后的暴力集团，凭借中原的传统文化确立了他们的奴役性的政治秩序以后，便可以明目张胆地为自己牟取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特权了。他们以文化的名义，为此做出种种公开的和不公开的规定。除了与其身份、官职相应的政治经济优待条款以外，他们还制定出诸如“议亲”、“议故”、“议功”、“议会”等等从法律上保护满人的条款。法律从来都是有权势者的财富，但如此无视公正原则还是罕见的。何况除了这些弹性极大，可以任意解释的法定特权以外，更大量的是非法的、无成文法的，以及地方官为本辖区规定的特权。所以事实上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皇帝不但不加干预，而且他自己也不遵守自己的规定。 《清代野记》第十三条记载： 回疆霍集占之灭，扫穴犁庭，献俘京师，霍集占夫妇皆下刑部狱。帝夙知霍妻绝色。一日夜半，值班提牢司员将寝矣，忽传内庭有朱谕出。司员亟起视，则内监二人捧朱谕，命提叛妇某氏。司员大骇曰：“司员位卑，向无直接奉上谕之例，况已夜半，设开封有变，且奈何？谁任其咎者？”内监大肆咆哮，提牢吏曰：“毋巳，飞马请满正堂示可耳。”……满尚书立起，命吏随至部，验朱谕无误，随命开锁，提霍妻出。至署外，二监已备车久候矣。次日，召见大臣时，满尚书将有言，帝知其意乃强颜曰：“霍集占累抗王师，致劳我兵力，实属罪大恶极，我已将其妇糟蹋了。”言毕大笑。 我们可以想像，听了这话，诸臣们是何等的开心。中国历来都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官吏如此，民间的不平事，又该有多少！虽然由于严格的内部保密制度，民众并不完全知道那一切。但即使知道了，一般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事实判断不等于价值判断。在传统文化结构之中，找不到对于这类习以为常的现象进行价值判断的根据。查嗣庭以“大不敬”罪被“族”，众人多不疑。疑者只谓“维止”未必“雍正去首”，而不谓雍正二字为何不可去首，不谓仅仅不敬何以能构成罪案，是其一例。 如果说，在统一中国以后，满、汉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都属于一个共同的中华民族，都是中国人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几百万人的以满八旗为主的旗人集团，既已入主中原，也就很容易地、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高踞于民族和国家之上，其政治、经济特权先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繁荣的国中之国。不是他们为民族、国家、人民而存在，而是民族、国家、人民为他们而存在。中国全部社会生活，以及政府的各种活动，包括所有政策法令的制定，都无不是以这个国中之国的利益为核心，围绕着这个国中之国旋转的。这种徐缓的、怪圈般的旋转，形成了一种极端的封闭性和排外性，形成了一个增熵趋势不可逆转的孤立系统。于是从其核心部位开始腐败，就必然不可避免。 如所周知，后来的八旗子弟，退化到靠鸦片、古董、赌博、玩鸟，以及躺茶馆和泡澡堂子之类消磨空虚岁月的地步了。这群寄生在社会躯体上、寄生在祖先安排好的秩序上进行自然繁殖的软绵绵的寄生虫，已经丧失了任何进行生存竞争的能力。所以他们把光绪在其改革过程中宣布的“许旗人自谋生计”，体验为这是断绝旗人的生计，而忽然团结和振作起来。顺利地进行了一场以全反革命反对半革命的斗争。 对于一个以少数人统治绝大多数人的统治集团来说，内部的腐败是最大的危险。如果他们所统治的不是一个宝座崇拜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如此驯顺和乖巧的民族，他们早就混不下去了。生存危机迫使他们之中比较有远见，比较能感觉到不满的增长和危机的逼近，比较能意识到必须调整政策和秩序才有可能生存下去的人们，不得不为打开出路而采取行动。光绪皇帝的努力，本质上是一种危机推进，而不是文化推进。 但是，正因为如此，它本身也就包含着危机。一方面，维新运动迫使所有寄生在旧秩序上的寄生虫们做出必要的选择：“要么维持旧秩序，要么改变自身以适应新秩序。由于无能与懒惰，也由于历史的惰性，他们即使知道大势所趋，也已经很难选择后者了。当他们意识到变法的最终结果必然要触犯到他们的特权时，他们就本能地结集起来，进行协同一致的反抗。愈是看不到前景，他们便愈是拼命地抓住眼前的既得利益不放。斗争得愈是坚决和顽强。斗争的顽强性与坚决性，以及不遵守游戏规则的无耻性，使得这一群无能废物的结集，产生出一股强大的能量，足以有力地打击维新派进行变法的努力。另一方面，整个中国文化极为落后，人民极为愚昧，光绪的变法只能依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极少数知识精英，而不能依靠广大民众，只要收拾了这极少数人，就能挫败任何变革的努力，从而延长腐败的过程，加速危机的到来。 也许光绪在这里犯了一个严重的策略性错误:“他没有更多地照顾到自己所属的那个特权集团的既得利益。后者内部矛盾很大，但是面对广大的汉人，还是团结一致的。因为他们的快乐是建筑在广大汉人的痛苦之上的。这种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团结，往往比共同信念基础上的团结更加牢固，以致对于本集团中比较愿意照顾到广大汉人的利益的成员，他们宁愿抛弃。即使是皇帝，也在所不惜。从这里可以看到，旗人由于汉人的宝座崇拜而得以比较容易地进行统治，但其自身从汉文化获得的宝座崇拜观念则不如汉人那么根深蒂固。在通过南书房和军机处的相继设立确立了皇帝绝对专权的中枢政制以后，他们仍然部分地保持着贝勒议政时代均势民主思想的残余。所以一到关键时刻，可以以集团的名义把皇帝抛弃。而皇帝一旦被自己的集团抛弃，也就成了集团罪恶的替罪羊，而集团则因此保存下来了。 在回顾那一段往事的时候，历史学家们往往只看到旗人以武力为基础强行维持的社会秩序的统治，而不看到中原传统文化以宝座为核心自然运转的精神秩序的继续。其实前者的硬性钳制是依靠后者的柔性束缚才得以保持的。换言之，旗人的野性是以汉人的驯服性为条件才得以转化为控制效能的。满汉之间的所谓“民族同化”，不是强化了汉人而是弱化了旗人。这是否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错误”呢？有一则关于萧伯纳的传闻，某美女建议萧同她结婚，说这样就可以生下兼有萧的智慧与她的美貌的孩子。萧问道：“如果孩子面貌像我而智力像你，那怎么办呢？”当我们骄傲我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曾经同化了多少外来的异族征服者的时候，我们的智慧，又能比那位美女高出多少？ 以宝座为核心的文化结构，赋予了皇帝的权力以一种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但同时，另一方面，这也就抽掉了皇权的任何可以立足的现实基础。因为自为根据的东西，实际上也就是没有根据。以致任何人，以任何手段，只要能夺取宝座，也就能获得进行统治的合法性。所以往往是武力出政权，一掷赌乾坤。“一国兴来一国亡，六朝兴废太匆忙。”必然也罢，偶然也罢，旗人集团的入主中原，以及它后来的腐败、内讧和走向衰亡，都不过是无数这类事件中的一件。无论鹿死谁手，事情还是那样。规范、角色和刀具，表面上看起来是历史的主体，实际上仍然不过是人类活动的具体现实的舞台罢了。 “历历维新梦，分明白日中。”这件事有点悲壮，有点残酷。但也有点荒唐可笑，有点令人忧伤。一个泱泱大国亿万苍生的命运，竟然要由小小一个特权集团内部斗争、幕后交易的谁胜谁负、谁得谁失来决定，岂不既可悲而又可笑。为什么亿万人的意志竟然对历史道路的选择不起任何作用？因为他们都没有意志。没有意志的东西，就等于不存在。所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来都是武力出政权，而不是人民意志出政权。正因为如此，历史的舞台，就显得非常之狭小了。小到故宫绛红色的围墙，就可以把它深深地隐藏。在那围墙后面演出的戏剧，有许多是人们当时没有看到、而现在已经永远无法知道了的。透过绛红色的迷茫凝视着凋零的沉寂，我们不禁要问，彼得大帝为俄国能做到的，明治天皇为日本能做到的，光绪皇帝如果更策略一些，是否有可能为中国做到呢？如果他做到了，后来的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是否还会如期爆发呢？ 不知道。 2006/8/17 汪曾祺的文字 作家汪曾祺是作家钟阿城敬仰的前辈。我印象中小时候看的现代京剧《沙家浜》，主要创作者就是汪老先生。我们在高中课文中读到的《胡同文化》，是汪曾祺的表达风格，而读一读其《故乡的食物》，更能明白生活中的艰辛与快乐共同造就的民俗。
早先喜欢读的是小说，因为有情节，这和小孩子喜欢甜味一个道理；后来基本不读了，兴趣转向散文。因为两种文体读到一定程度，发现了一点：读一个人的散文，可以明白一个人的小说背后靠什么在支撑。那种感受就四个字：恍然大悟。如果说小说是“台上一分钟”，散文里蕴含的当然就是“台下十年功”了。今天再看一看从前读过的文字，心境已变。放过来大家一起读，各人自己“顺藤摸瓜”拓展阅读吧。不少人以为最后这一年已经是在“狂读”，其实差远了，无非是“狂做”而已。不同意者，当我胡说、狂说……
反正好文章还得继续读。我会继续读，一直读到心平气和那一天。这是老师对我的基本要求。也许我永远做不到。
读吧。
大淖记事 （节选）
一
这地方的地名很奇怪，叫做大淖。全县没有几个人认得这个淖字。县境之内，也再没有别的叫做什么淖的地方。据说这是蒙古话。那么这地名大概是元朝留下的。元朝以前这地方有没有，叫做什么，就无从查考了。
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①，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化得慢。河水解冻 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这条沙洲是两条河水的分界处。从淖里坐船沿沙洲西面北行，可以看到高阜上的几家炕房。绿柳丛中，露出雪白的粉墙，黑漆大书四个字：“鸡鸭炕房”，非常显眼。炕房门外，照例都有一块小小土坪，有几个人坐在树桩上负曝闲谈。不时有人从门里挑出一副很大的扁圆的竹笼，笼口络着绳网，里面是松花黄色的，毛茸茸，挨挨挤挤，啾啾乱叫的小鸡小鸭。由沙洲往东，要经过一座浆坊。浆是浆衣服用 的。这里的人，衣服被里洗过后，都要浆一浆。浆过的衣服，穿在身上沙沙作响。浆是芡实水磨，加一点明矾，澄去水分，晒干而成。这东西是不值什么钱的。一大盆衣被，只要到杂货店花两三个铜板，买一小块，用热水冲开，就足够用了。但是全县浆粉都由这家供应（这东西是家家用得着的），所以规模也不算小。浆坊有四五个师傅忙碌着。喂着两头毛驴，轮流上磨。浆坊门外，有一片平场，太阳好的时候，每天晒着浆块，白得叫人眼睛都睁不开。 炕房、浆坊附近还有几家买卖荸荠、茨菇、菱角、鲜藕的鲜货行，集散鱼蟹的鱼行和收购青草的草行。过了炕房和浆坊，就都是田畴麦垅，牛棚水车，人家的墙上贴着黑黄色的牛屎粑粑，——牛粪和水，拍成饼状，直径半尺，整齐地贴在墙上晾干，作燃料，已经完全是农村的景色了。由大淖北去，可至北乡各村。东去可至一沟、二沟、三垛，直达邻县兴化。 大淖的南岸，有一座漆成绿色的木板房，房顶、地面，都是木板的。这原是一个轮船公司。靠外手是候船的休息室。往里去，临水，就是码头。原来曾有一只小轮船，往来本城的兴化，隔日一班，单日开走，双日返回。小轮船漆得花花绿绿的，飘着万国旗，机器突突地响，烟筒冒着黑烟，装货、卸货，上客、下客，也有卖牛肉，高粱酒、花生瓜子、芝麻灌香糖的小贩，吆吆喝喝，是热闹过一阵的。后来因为公司赔了本，股东无意继续经营，就卖船停业了。这间木板房子倒没有拆去。现在里面空荡荡、冷清清，只有附近的野孩子到候船室来唱戏玩，棍棍棒棒，乱打一气；或到码头上比赛撒尿。七八个小家伙，齐齐地站成一排，把一泡泡骚尿哗哗地撒到水里，看谁尿得最远。 大淖指的是这片水，也指水边的陆地。这里是城区和乡下的交界处。从轮船公司往南，穿过一条深巷，就是北门外东大街了。坐在大淖的水边，可以听到远远地一阵一阵朦朦胧胧的市声，但是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这里没有一家店铺。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 蒌蒿、枸杞、荠菜、马齿苋
选自《故乡的食物》
小说《大淖记事》：“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我在书页下方加了一条注：“蒌蒿是生于水边的野草，粗如笔管，有节，生狭长的小叶，初生二寸来高，叫做‘蒌蒿薹子 ’，加肉炒食极清香。……”蒌蒿的蒌字，我小时不知怎么写，后来偶然看了一本什么书，才知道的。这个字音“吕”。我小学有一个同班同学，姓吕，我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蒌蒿薹子”（蒌蒿薹子家开了一爿糖坊，小学毕业后未升学，我们看见他坐在糖坊里当小老板，觉得很滑稽）。但我查了几本字典，“蒌”都音“楼”，我有点恍惚 了。“楼”、“吕”一声之转。许多从“娄”的字都读“吕”，如“屡”、“缕”、“ 褛”……这本来无所谓，读“楼”读“吕”，关系不大。但字典上都说蒌蒿是蒿之一种，即白蒿，我却有点不以为然了。我小说里写的蒌蒿和蒿其实不相干。读苏东坡《惠崇春江晚景》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此蒌蒿生于水边，与芦芽为伴，分明是我的家乡人所吃的蒌蒿，非白蒿。或者“即白蒿”的蒌蒿别是一种，未可知矣。深望懂诗、懂植物学，也懂吃的博雅君子有以教我。 我的小说注文中所说的“极清香”，很不具体。嗅觉和味觉是很难比方，无法具体的。昔人以为荔枝味似软枣，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我所谓“清香”，即食时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气味。这是实话，并非故作玄言。 枸杞到处都有。开花后结长圆形的小浆果，即枸杞子。我们叫它“狗奶子”，形状颇像。本地产的枸杞子没有入药的，大概不如宁夏产的好。枸杞是多年生植物。春天，冒出嫩叶，即枸杞头。枸杞头是容易采到的。偶尔也有近城的乡村的女孩子采了，放在竹篮里叫卖：“枸杞头来！……”枸杞头可下油盐炒食；或用开水焯了，切碎，加香油，酱油、醋，凉拌了吃。那滋味，也只能说“极清香”。春天吃枸杞头，云可以清火，如北方人吃苣荬菜一样。 “三月三，荠菜花赛牡丹”。俗谓是日以荠菜花置灶上，则蚂蚁不上锅台。 北京也偶有荠菜卖。菜市上卖的是园子里种的，茎白叶大，颜色较野生者浅淡，无香气。农贸市场间有南方的老太太挑了野生的来卖，则又过于细瘦，如一团乱发，制熟后强硬扎嘴。总不如南方野生的有味。 江南人惯用荠菜包春卷，包馄饨，甚佳。我们家乡有用来包春卷的，用来包馄饨的没有，——我们家乡没有“菜肉馄饨”。一般是凉拌。荠菜焯熟剁碎，界首茶干切细丁，入虾米，同拌。这道菜是可以上酒席作凉菜的。酒席上的凉拌荠菜都用手抟成一座尖塔，临吃推倒。 马齿苋现在很少有人吃。古代这是相当重要的菜蔬。苋分人苋、马苋。人苋即今苋菜，马苋即马齿苋。我们祖母每于夏天摘肥嫩的马齿苋晾干，过年时作馅包包子。她是吃长斋的，这种包子只有她一个人吃。我有时从她的盘子里拿一个，蘸了香油吃，挺香。马齿苋有点淡淡的酸味。 马齿苋开花，花瓣如一小囊。我们有时捉了一个哑巴知了，——知了是应该会叫的，捉住一个哑巴，多么扫兴！于是就摘了两个马齿苋的花瓣套住它的眼睛，——马齿苋花瓣套知了眼睛正合适，一撒手，这知了就拼命往高处飞，一直飞到看不见！ 三年自然灾害，我在张家口沙岭子吃过不少马齿苋。那时候，这是宝物！ 苦瓜是瓜吗？
选自《吃食和文学》
昨天晚上，家里吃白兰瓜。我的一个小孙女，还不到三岁，一边吃，一边说：“白兰瓜、哈密瓜、黄金瓜、华菜士瓜、西瓜，这些都是瓜。”我很惊奇了：她已经能自己经过归纳，形成“瓜”的概念了（没有人教过她）。这表示她的智力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阶段。凭借概念，进行思维，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她奶奶问她：“黄瓜呢？”她点点头。“苦瓜呢？”她摇了摇头，并且说明她的理由：“苦瓜不像瓜。”我于是进一步想：我对她的概念的分析是不完全的。原来在她的“瓜”概念里除了好吃不好吃，还有一个像不像的问题（苦瓜的表皮疙里疙瘩的，也确实不大像瓜）。我翻了翻《辞海》，看到苦瓜属葫芦科。那么，我的孙女认为苦瓜不是瓜，是有道理的。我又翻了翻《辞海》的“黄瓜”条：黄瓜也是属葫芦科。苦瓜、黄瓜习惯上都叫做瓜；而另一种很“像”瓜的东西，在北方却称之为：“西葫芦”。瓜乎？葫芦乎？苦瓜是不是瓜呢？我倒胡涂起来了。
前天有两个同乡因事到北京，来看我。吃饭的时候，有一盘炒苦瓜。同乡之一问：“这是什么？”我告诉他是苦瓜。他说：“我倒要尝尝。”夹了一小片入口：“乖乖！真苦啊！──这个东西能吃？为什么的要吃这种东西？”我说：“酸甜苦辣咸，苦也是五味之一。”他说：“不错！”我告诉他们这就是癞葡萄。另一同乡说：“‘癞葡萄’，那我知道的。癞葡萄能这个吃法？”
“苦瓜”之名，我最初是从石涛的画上知道的。我家里有不少有正书局珂罗版印的画集，其中石涛的画不少。我从小喜石涛的画。石涛的别号甚多，除石涛外有释济、清湘道人、大涤子、瞎尊者和苦瓜和尚。但我不知道苦瓜为何物。到了昆明，一看：哦，原来就是癞葡萄！我的大伯父每年都要在后园里种几棵癞葡萄，不是为了吃，是为了成熟之后摘下来装在盘子里看着玩的。有时也剖开一两个，挖出籽儿来尝尝。有一点甜味，并不好吃。而且颜色鲜红，如同一个一个血饼子，看起来很刺激，也使人不敢吃它。当作菜，我没吃过。有一个西南联大的同学，是个诗人，他整了我一下子。我曾经吹牛，说没有我不吃的东西。他请我到一个小饭馆吃饭，要了三个菜：凉拌苦瓜、炒苦瓜、苦瓜汤！我咬咬牙，全吃了。从此，我就吃苦瓜了。 2006/8/16 韩少功的文字 在新初中课本第七册的课外自读材料中，发现了选自韩少功《马桥词典》的内容。《马桥词典》是一部以词典的形式写成的长篇小说，其灵感来自《哈扎尔辞典》（这个韩少功为此还被文坛同道恶搞了一阵，然而不爽的同时也不妨碍拿拿奖），灵魂却完全是中国本土化的。自读材料节选的是书中的两小节《肯》和《醒》。其中的《醒》可是我在高一时候出过的一道阅读考试题啊！今日重逢，呵呵…… 后面的两节《三秒》和《狠》是我今天选的。
肯
“肯”是情愿动词，表示意愿，许可。比方“首肯”、“肯干”、“肯动脑筋”等等，用来描述人的心理趋向。
马桥的人把“肯”字用得广泛得多，不但可用来描述人，描述动物，也可以用来描述其他的天下万物。
有这样一些例句：
这块田肯长禾。
真是怪，我屋里的柴不肯起火。
这条船肯走些。
这天一个多月来不肯下雨。
本义的锄头蛮不肯入土。
等等。
听到这些话，我不能不体会出一种感觉：一切都是有意志的，是有生命的。田，柴，船，天，锄头，等等所有这些都和人一样，甚至应该有它们各自的姓名和故事。事实上，马桥的人特别习惯对它们讲话，哄劝或者咒骂，夸奖或者许诺，比如把犁头狠狠地骂一骂，它在地里就走得快多了。比如把柴刀放在酒坛口上用酒气熏一熏，它砍柴时烈劲就足多了。也许，如果不是屈从于一种外来的强加，不是科学的宣传，马桥的人不会承认这些东西是没有情感和思维的死物。
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一棵树死了，我们才有理由感到悲戚，甚至长久地怀念。在那些林木一片片倒下而没有悲戚的地方，树从来没有活过。从来都不过是冷冰冰的成本和资源。那里的人，不会这样来运用“肯”字。
小的时候，我也有过很多拟人化或者泛灵论的奇想。比如，我会把满树的鲜花看作树根的梦，把崎岖山路看作森林的阴谋，这当然是幼稚。在我变得强大以后，我会用物理或化学的知识来解释鲜花和山路，或者说，因为我能用物理或化学的知识来解释鲜花和山路，我开始变得强大。问题在于，强者的思想就是正确的思想吗?在相当长的岁月里，男人比女人强大，男人的思想是否就正确?列强帝国比殖民地强大，帝国的思想是否就正确?如果在外星空间存在着一个比人类高级得多也强大得多的生类，它们的思想是否就应该用来消灭和替代人类的思想?
这是一个问题。
一个我不能回答的问题，犹疑两难的问题。因为我既希望自己强大，也希望自己一次又一次回到弱小的童年，回到树根的梦和森林的阴谋。
醒
在汉语的众多辞书里，“醒”字都没有贬义。如《辞源》(商务印书馆1989年)释以“醉解”“梦觉”“觉悟”等等，醒都是与昏乱迷惑相对立，只可延伸出理智、清明和聪慧的含义。
屈原的《渔父》诗中有“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名句，对醒字注入了明亮的光彩。
马桥人不是这样看的。恰恰相反，马桥人已经习惯了用缩鼻纠嘴的鄙弃表情，来使用这个字，指示一切愚行。“醒”是蠢的意思。“醒子”当然就是指蠢货。这种习惯是不是从他们的先人遭遇屈原的时候开始?
约在公元前278年，醒的屈原，自认为醒的屈原，不堪无边无际的举世昏醉，决意以身殉道，以死抗恶，投水自沉于汨罗江，也就是罗江的下游——现在那里叫做楚塘乡。他是受贬放逐而来的。他所忠诚报效的楚国，当时“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引自《战国策》)，是容不下他的。他回望郢都，长歌当哭，壮志难酬，悲慨问天。如果他不能救助这个世界的话，他至少可以拒绝这个世界。如果他不能容忍四周的叛卖和虚伪，他至少可以闭上眼睛。于是他最终选择了江底的暗寂，在那里安顿自己苦楚的心。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流放路线经辰阳、溆浦等地，最后沿湘江绕达罗地。其实，这是一个楚国贬臣最不应该到达的地方。罗人曾经被强大的楚国无情地驱杀，先一步流落到这里。当楚人被更强大的秦国所驱杀时，屈原几乎循着同样的路线，随后也漂泊而至。历史在重演，只是已经换了角色。同泊异乡沦落，恩怨复何言?
屈原当过楚国的左徒，主持朝廷的文案，当然熟知楚国的历史，熟知楚国对罗人野蛮的驱杀。我不知道他凄然登上罗江之岸时，见到似曾相识的面容，听到似曾相识的语音，身历似曾相识的民风乡俗——这侥幸逃脱了楚人刀斧的一切，心里有何感想?我更难想像，当屈辱而贫弱的罗人面对侵略国的前任大臣，默默无言地迎上来，默默地按住了刀柄，终于援以一箪一瓢之时，大臣的双手是否有过颤抖?
历史没有记载这一切，疏漏了这一切。
我突然觉得，屈原选择这里作为长眠之地，很可能有我们尚未知晓的复杂原因。罗地是一面镜子，可以让他透看兴衰分合的荒诞。罗地是一剂猛药，可以让他大泻朝臣内心的矜持。江上冷冷的涛声，抽打着他的记忆，不仅仅是在拷问他对楚国的怨，也在拷问他对楚国的忠贞，拷问他一直自我珍视并且毕生为之奋斗的信念。此时的他，并非第一次受贬，应该具有对付落魄的足够经验和心理承受能力。他已经长旅蛮地日久，对流放途中的饥寒劳顿也应该习以为常不难担当。他终于在汨罗江边消逝，留下空空的江岸，一定是他的精神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动摇，使他对生命之外更大的生命感到惊惧，对历史之外更大的历史感到无可解脱的迷惘，只能一脚踩空。
他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得到更为明亮刺目的——醒?
他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更能理解自己一直珍视的——醒?
这是一种揣测。
屈原在罗地的时候，散发赤足，披戴花草，饮露餐菊，呼风唤雨，与日月对话，与虫鸟同眠，想必是已经神智失常。他是醒了(他自己以及后来《辞源》之类的看法)，也确确实实是醒了(马桥人的看法)。
他以自己的临江一跃，沟通了醒字的两种含义：愚昧和明智，地狱和天堂，形而下的此刻和形而上的恒久。
罗人不大可能理解楚臣的忠贞，但他们似乎谅解了已经败落的敌手，对屈原同样给予了同样的悲怜——这就是后来每年五月初五划龙船的传统。他们抛下粽子，希望鱼虾不要吃屈原的尸骨。他们大锣大鼓的喧闹，希望唤醒沉睡江底的诗人。他们一遍遍声嘶力竭地招魂，喊得男女老幼青筋直暴，眼球圆睁，嗓门嘶哑，大汗淋漓。他们接天的声浪完全淹盖了对楚营的万世深仇，只为了救活一个人，一个陌生的诗人。
这种习俗，最早见于南朝时梁人宗懔所著的《荆楚岁时记》。这以前并无端午纪念屈原的说法。事实上，划龙船是南方早就常见的祀神仪式，与屈原并没有可以确证的关系。把两者联系起来，很可能是文人对历史的杜撰和幻想，为了屈原，也是为了自己。越来越隆重的追祭意味着：如果终究有一种永久的辉煌可以作为回报，作为许诺，那么文明的殉道者是否多一点安全和欣慰?
屈原没有看到辉煌，也不是任何一位屈原都能收入辉煌。相反，马桥人对“醒”字的理解和运用，隐藏着另一种视角，隐藏着先人们对强国政治和异质文化的冷眼，隐藏着不同历史定位之间的必然歧义。以“醒”字代用“愚”字和“蠢”字，是罗地人独特历史和思维的一脉化石。
三秒
牟继生在马桥的时候，精力过人，下了工还要打篮球。知青都累得不想打的时候，他就带着几个本地后生打，有时还跑上几里路，到公社的中学里去打到半夜，一只球拍得月光震荡。
他对他的学生要求十分严格，有时候哨子一吹，指着场上的一个说：“你裤子系上点！” 他是个连裤子都要管的裁判和教练。 他让他的学生学会了球场上所有最严格的的规则，包括“三秒”。在此以前，马桥的后生也打球，只是规矩比较少，可以运球两次，可以情节严重的带球走，只是不准打人。牟用省甲级队的标准培训他的学生，成了“三秒”一词的传播者。很多年以后，我重访马桥时，村里已经有了一个私人开的文化室，还有半个篮球场，一些后生叫叫喊喊打球，都是我十分陌生的面孔。唯一感到熟悉的，是他们不绝于耳的“三秒”之声，使我心中砰然一动。 这些后生都不知道什么是知青。对于很久以前来村子里呆过短短几年的人，对于在村子里客居而已对马桥并无深人了解的夷边人，他们茫然无知，也毫无必要表示兴趣。我散步全村，马桥没有留下我们当年的任何痕迹，连土墙上一道眼熟的划痕都没有。我依稀还能记出的一些故人，一个个竟无觅处，在去年或者前年或者大前年或者大大前年相继辞世。他们使马桥在我的记忆中一块块沉落，眼看就要全部消灭。我曾经在这里生活了六年。现在，六年的日子风卷云散，只剩下了唯一的旧物，那就是“三秒”——虽然它的词义已经有变,在我的观察中，“三秒”对于眼下球场上的后生们来说，不仅仅意昧着篮下禁区超过三秒的滞留，而且意味着篮下打手、推人、带球走等一切犯规动作,三秒就是犯规的同义语。 这肯定是牟继生当年万万想不到的。
狠
马桥的“狠”，是能干，本领、技艺高超的意思。问题在于，“狠”同时也意味着残暴、歹毒、恶意、不怀好心。把这两方面的意义统一于一个字，使我总是觉得不怎么舒服。我说过，我的字写得还不错，在马桥的时候，经常奉命用红黄两色油漆到处制作毛主席语录牌。农民看着我在墙上写字既不要划格子，也不要描底稿，爬上梯子就写，一眨眼就成，便喷喷赞叹：“这个下放崽好狠！” 我辨不出这里面有多少赞叹，有多少指责。 字写得好是狠，字认得多是狠，帮队上修好了打谷机是狠，能够潜水堵好水塘的漏眼也是狠，至于夷边的工厂造出了机器造出了柴油造出了化肥和塑料薄膜——当然更加是工人们的聪明，也是工人们的狠！马桥人这样说的时候，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对一切知识和技能，暗暗设定了一个道德败坏的位置，恶狠狠的位置。 我怀疑在他们往日的经验里：掌握着知识和技能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天然地具有一种侵夺和强霸的可能。就像他们第一次见到的隆隆机器，从天上给他们丢下了日本人的炸弹；就像他们第一次看到的扩音器，割掉了他们的自留地一类“资本主义尾巴”。他们怎么能不担心，以后遇到的其他高人，不会给他们留下同样的伤心事？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狠”字用得有什么错呢？ 不光是马桥的语言是这样。 四川的很多地方，描述本领高强的人是“凶”，与“狠”，近义。他们会感叹有本领的人：“好凶呵。” 北方的很多地方，描述本领高强的人是“邪”，同样与“狠”近义。他们会感叹有本领的人：“邪门儿。” 已经流行于汉语普通话的“厉害”，表示本领超群的程度，也是褒中寓贬、喜中伏忧的一例。“厉”有剧烈和严峻，“害”更是一种明显和直截了当的警告。湘语中有“厉害码子”一说，指有本领但处处要占个便宜的人，凶邪之人。 由此看来，在很多中国人的语言里，知识和技能总是与恶事（狠、凶、邪、害等等）互为表里。两千多年前的庄子，甚至早就对一切知识和技能表示忧虑和仇恨。“天上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庄子《内篇第十》）。他认为只有消灭了知识，盗国者才会铲除；只有捣毁了珠宝，盗财者才难以滋生；只有砸掉了符印，人们才会变得本分忠厚；只有折断了秤具，人们才不会计较争夺；只有破坏了法律和教义，人们才可能领悟自然而终极的人生之道……庄子的愤懑，在技术日益进步的现代，成为了一个遥远的绝响，一注天际之外微弱的星光，不会被大多数人认真对待了。但是在语言的遗产里，至少在我上面提到的南方很多方言里，仍然悄悄地与人们不时相遇。 关于吃的文字 《考吃》这本书,凡大书店都应该有卖的。它的作者，据说是三联生活周刊的总编，叫做朱伟。放一贴在此，大家共同欣赏。
馄饨（节选）
……
馄饨之名，最早见文字者，是汉扬雄的《方言》：“饼谓之饦,或谓之〔饣长〕，或谓之馄。”三国时魏人张辑《广雅》已注明：“肫，饼也。”据《事物纪原》考，饼始于七国时代，馄饨是饼的一种。早时的肫，就是饼中夹馅，入汤煮之，所以也称“煮饼”与“汤饼”。《李固别传》：“质帝暴得疾，云食煮饼，腹中闷遂崩。”这里的“煮饼”，有可能指“肫”。
馄饨之成形态之记载，最早见于颜之推，唐人段公路称馄饨为“馄饨饼”，崔龟图注曰：“颜之推云：今之馄饨，形如偃月，天下通食也。”颜之推是南北朝时北齐人，可惜他只说明了当时馄饨之形态，而没记当时馄饨之大小。
唐宋时，都市内多馄饨店，馄饨作为一种面点，已成为重要食品。当时的馄饨，讲究汤清馅细。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记：“今衣冠家名食，有萧家馄饨，漉去肥汤，可以瀹茗。”北宋陶谷的《清异录》中有“建康七妙”，说“齑可照面，馄饨汤可注砚，饼可映字，饭可打擦擦台，湿面可结带，醋可作劝盏，寒具嚼者惊动十里人”。可研墨，可泡茶，多少有些夸张。倪云林《云林堂饮食制度集》中记“煮馄饨”法为：“细切肉臊子，入笋米，或茭白、韭菜、藤花皆可。以川椒、杏仁酱少许和匀，裹之。皮子略厚，小，切方，再以真粉末擀薄用。下汤煮时，用极沸汤打转下之，不要盖，待浮便起，不可再搅。”可见，非常讲究。难怪陆游有诗：“春前腊后物华催，时拌儿曹把酒杯。蒸饼犹能十字裂，馄饨那得五般来。”喟叹的是精致的馄饨，一般居家难做。
唐宋以后，冬至日有吃馄饨之俗。冬至之日阴极而阳始，古人称为冬节。所谓“一阳嘉节，四方交泰，万物昭苏”。冬至节，周代起就有祭神仪式，至唐宋，有过小年之称。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记：“都人最重一阳贺冬，车马皆华整鲜好，五鼓已填拥杂还于九街。妇人小儿服饰华炫，往来如云。岳祠城隍诸庙，炷香者尤盛。三日之内，店肆皆罢市，垂帘饮博，谓之‘做节’。享先则以馄饨，有‘冬馄饨年”之谚。贵家求奇，一器凡十余色，谓之‘百味馄饨’。”陆游的《剑南诗稿 ·岁首书事》中有“中夕祭余分，黎明人起唤钟馗”之句，陆游自注：“乡俗以夜分毕祭享，长幼共饭其余。又岁日必用汤饼，谓之‘冬馄饨年’。”以馄饨祭祖，这种习俗一直沿袭到清代。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长至南郊大祀，次旦百官进表朝贺，为国大典。绅耆庶士，奔走往来，家置一簿，题名满幅。……预日为冬夜，祀祖羹饭之外，以细肉馅包角儿(馄饨)奉献。谚所谓‘冬至馄饨夏至面’之遗意也。
……
《调鼎集》中记，苏州馄饨擀做圆皮。苏州馄饨，又叫做“绉纱馄饨”，袁枚《随园食单》中记，扬州小馒头如胡桃大，一筷子可以夹一双，小馄饨则小如龙眼。而相映成趣的是清人陆友仁在《砚北杂志》所记。陆友仁记：“一日作馄饨八枚，召知府早食之。其法每枚用肉四两，名为‘满江’，知府不能半其一。”馅用肉四两，成馄饨后，一枚大约需要半斤了吧。
自唐宋起，除有馄饨铺子专营外，就有沿街串巷担馄饨挑子卖馄饨者。《一岁货声》中记馄饨叫卖声：“馄饨——开锅啊！——”注云：“前锅灶，后方柜，杂卖面、元宵，煮炸货类略同。偏于晚间卖，或赶或当，以其担设摊。”其挑子，前面有一块晾盘，中间圆洞处坐锅，下面是小炉子。盘四周可放碗、酱油壶等。后面方柜上层放肉馅，中间有抽屉，可放皮子、汤匙和各种作料，下层放一桶水，随时加汤，可边包、边煮、边卖。
近世馆子里卖的馄饨，北京致美斋的双馅馄饨极为精致。清人杨静亭在其同治年间所作的《都门纪略》中，曾有赞誉曰：“包得馄饨味胜常，馅融春韭嚼来香。汤清润吻休嫌淡，咽后方知滋味长。”
馄饨之名，宋人程大昌在《演繁露》中，曾考曰，此为虏中浑屯氏所创，因此而命名。虏人：胡人。此说未必可信。《鼠璞续·释常谈》引《资暇录》云：“馄饨，以象浑沌。”
《不正书》：“混沌从食，不载故事。《事物纪原》并无此名件。《唐逸史》载：李宗回客，知人饮馔，将同谒华阴令。客曰，与公五般馄饨。及见果然。”钱绎《方言笺疏》因此认为：“混沌又并与馄饨相近，盖馄饨叠韵为浑屯。”
不管怎么说，馄饨作为面与馅料之合和，似朵朵飘浮不定之云，在沸汤中浮沉，其名多少与浑沌之意有棒打不开之关系。昔阿英先生因此作文论曰：“浑沌乃浑之一气，阴阳不分之象亦作‘混沌’。按：《庄子》‘中央之帝为浑沌’，释者诸家中，以简文(帝)的‘浑沌以合和为貌’之说，最能切合馄饨之义。良以这种食物的特色，就是把若干种作料混集在一个小天地中，使之合和，故称之为‘浑沌’。食旁是指明为食物。” （页面总算正常了） 昨天折腾到零点，屏幕一直显示＂页面错误＂，无法进行编辑。那个时间想打电话求助都不行。早上起来看到的依然是“页面错误”。向别人咨询的结果是：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反正你也不能打它，对吧，只有等待。
然后就去做别的事情。偶尔回看，好象正常了。
昨天的文章，放到今天。 2006/8/14 钟阿城的文字 很多年前读《棋王》，不甚明了。后来再读，明白了作者是参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灵。于是只有两个字：崇拜。这个人旅游时随便写一写《威尼斯日记》，就获得意大利文学奖。
威尼斯日记（节选）
阿城
十五日
下午与马克去Zattere的Gelati Nico小饮。Zattere应当译为中文的“浮码头”，“码头”是Molo。
威尼斯的Lagoon，应该翻译成“涂”，即浅海的淤泥地，中文字典里没有这样的解释，大概只有江浙海边的人这么说，但是你看了Lagoon，你就明白那是江浙海边人说的“涂”。
后走了一长段路去买做饭的肉和蔬菜，买到了姜、大料。这两样是威尼斯人极少用到的，因此难买。在一个店里居然买到豆腐，可惜太硬了，像豆腐干儿。
马克说，威尼斯街上所有路标上的文字，拼的都是威尼斯当地的发音。
路过Rialto桥附近的书店，进去看Sergio先生。Sergio先生送我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全书是卡尔维诺虚构的马可波罗与忽必烈汗的对话，有一处写到马可向忽必烈讲了许多城市之后，忽必烈说你讲了你从威尼斯一路来的各种城市，为什么不讲威尼斯？马可回答，我一说出口，威尼斯就不在我心中了，还是不讲的好。但是，我所讲的这么多城市，其实都是威尼斯。所以，我已经记不清威尼斯了。
这近似于中国禅里一句顶一万句的那句话：说出的即不是禅。中国人很久以前就认识到语言的限制，庄子说，“得鱼忘筌”，打到了鱼，鱼篓子就忘掉。中国还有一句“得意忘形”，也是同样的意思。只有到了唐朝的禅宗，中国人对语言的否定才达于极端。
中国禅宗的公案有数万个，正是因为禅认为世界是具体的，人类的话语不可能对应无限的具体，所以只好以一对一，以数万对数万，同时又用一句“说出的即不是禅”来警告：语言不等于语言的所指。
真是说得昏昏欲睡，还是来讲故事。
一个学问很大的人去问“禅”是什么，禅师先给学问很大的人倒茶喝。茶杯里满了的时候，禅师却不停止倒茶，于是溢出的茶水流到桌子上，弄湿了学问很大的人的衣服。学问很大的人生气了，说，我来问你禅是什么，你却这样对待我！禅师于是停止倒茶不说话。
杯里满了的时候，就倒不进水了。将束缚你接受“新”的“旧”倒掉，才可能接受“新”。这是日本禅，容易懂，古波斯与阿拉伯也有这样的智。中国的是，有人问洞山良价什么是佛，洞山回答：麻三斤。玄吧？名词数词量词，因为太具体了，吓得人只好往玄处想，用尽理性的智，忽略了直觉的慧。
又有人问禅，禅师直指流水。对“水”的回答就是具体的水。
禅是具体，所以万物才可能皆佛。悟到这一极端，语言才可不妄对“现实”，反而自由了，有情趣。 所谓“后现代主义”也是“当下”的“言说”，因“当下”而重叠空间，潜在地否定时间。中国人的“历史”意识，亦是一种否定时间的空间重叠。
说说就又昏昏然起来了。
卡尔维诺还写道，与地狱共存的办法是你成为地狱的一部分，或者，找到地狱中不是地狱的那部分。总之，你摆脱不了地狱。
我看语言亦是一种地狱。
Sergio先生感叹威尼斯的旅游商业的粗劣趣味。
我说，这也是一种“地狱”吧。
Sergio先生说有时间要带我去不为人知的威尼斯。他说他不作介绍，只回答我的问题。尽说尽说之间，自豪与悲壮溢出小店，店外仍然是游客们轰轰烈烈地走过。“马可波罗”的感叹？威尼斯的卡尔维诺？
卡尔维诺其他的小说用过日本禅。卡尔维诺的后设小说写得极精致，比如《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精致到为后设而小说。
中国大陆第一个写后设小说的人我看是马原，真正会讲故事。
附：
父 亲
阿城
1987年3月某晚我正在纽约夏阳的画室里，这个画室是仓库改建的，旧得好像随时要出危险，但实际上什么意外也不会发生，意外是绕了半个地球从电话里传来的：父亲病重，我立刻准备自美国离去。 从六十年代初，家里就笼罩在父亲病重的气氛里，记得夏天我们在院子里与邻居喧哗，母亲出来制止，我们还小，还不能随时将父亲的病重放在心上。 父亲的病是在唐山劳改时染上的肝炎，由急性而慢性而硬化，之后，它将是父亲死亡的原因。在随时准备父亲离开我们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是1957年的右派，是死老虎，批斗，陪斗，交待，劳动是象征主义的，表示侮辱，之后，去干校，一切都是当时的理所当然，但是，父亲在理所当然会死去的时代没有死，居然活到1979年。 这一年，对父亲来说是重要的一年，犹如1957年。我记得春节之前的某日，接到电话，晚上回到父亲家里，父亲背对着桌灯坐着，父亲工作时面向桌灯，累了就转过来，母亲说，组织部来人了，准备在春节前把全国的右派平反的事落实，这当中有你父亲，你怎么看?我只想到，钟惦这三个字前将要没有形容词了，但是，我没有这样说，我知道这件事对母亲是非常重要的。 母亲在1957年以后，独自拉扯我们五个孩子，供养姥姥和还在上大学的舅舅。我成年之后还是不能计算出母亲全部的艰辛，我记得衣裤是依我们兄弟身量的变化而传递下去的，布料是耐磨的灯芯绒，走起路来腿当中吱吱响，中式剪裁，可以前后换穿，所以总有屁股磨成的四个白斑，实在不能穿了就撒开由姥姥糊成布嘎渣做鞋，姥姥总说膀子疼，一年二十多只鞋要一针一针地做。养鸡，目的是它们的蛋。冬日里，鸡们排在窗台上啄食窗纸上的糨糊，把窗户处理得像风雨后的庙。当时，全国的百姓都被搞得很艰难。由于营养的关系，小妹妹姗姗体弱多病；三弟大陆去和母亲拔红薯秧来家里吃，兴奋得脸上放光；四弟星座得了一次机会作客吃肉，差点成为全家第一个死去的亲人，难都难，但不知道父亲在劳改中怎么过。我坐在椅子上，思量怎么说我对平反这件事并不看重，我怕伤母亲的心，可能父亲也会生气，这毕竟是改变了他一生的事情。 而且父亲是右派这件事，也对我们很有影响，大哥里满不能上高中，因为我们这样的子弟是不能上大学的，而高中是为上大学做准备的。大哥是读书的人，成绩总是很好，我至今不知道此事对当时十几岁的他在心理上有何影响；但父亲执意要大哥再考高中。我想，这是一种寄托。大哥1978年从插队的地方考上大学，父亲在给我的信中只陈述了这一事实，不知道父亲写信时于灯下还想到什么? 十八岁那年，父亲专门对我说：咱们现在是朋友了，因为这句话，我省出自己已经成人。中国古代的年轻人在辟雍受完成人礼之后，大约就是我当时的心情：自信，感激和突然之间心理上的力量，于是在这个晚上，我想以一个朋友的立场，说出一个儿子的看法。 于是我说：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么这三十年就白过了，作为一个人，你已经肯定了自己，无须别人再来判断，要是判断的权力在别人手里，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认为平反只是在技术上产生便利，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二十多年对你来说是残酷的。 父亲笑着说，我的党龄现在被确定为四十年，居然有一半时间不在党内，你妈妈今天炖了锅牛肉，你去街上看看还有没有切面卖，我们吃牛肉面。母亲也很高兴，叙说着今天的牛肉是托谁才买到的，父亲就问有没有蒜，牛肉面没有蒜怎么成! 1979年以后，父亲开始大量地写文章，发表在那年的《文学评论》上的《电影文学断想》，使很多人省悟到他还活着，中国电影出版社要将他1957年以前的文章结成集子，父亲于是让我去搜寻一下，北京图书馆的报和刊分两处借阅，我刚从乡下办回城里，没有工作，就终日跑了东城跑西城，国家图书馆是不做索引的，只能逐日翻所有报纸的所有版面，刊物好多了，可以查目录。父亲以一篇《电影的锣鼓》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我当时八岁，回答不出老师的诘问，学舌说爸爸是坏人，不会讲敌人，因为不明白敌人是什么意思。二十多年后，我才亲眼看到这篇文章，复印了拿回去给父亲看，父亲亦有他的感触，出版社怕得罪某某人，将书名定为《陆沉集》，父亲要用《电影的锣鼓》，最后只有妥协。一个搞地震的朋友，险些上当，经我提醒，才没有买去作工具书。 父亲的家里，开始有许多人来了，母亲见到某些面孔，提醒他警惕，父亲明白，感慨门可罗雀和门庭若市的变化，但还是来了请坐，提供所需。父亲认识许多死去的人，他说起五十年代去看老舍的《青年突击队》首演，老舍在应酬之间，低声对父亲说：这样的戏你还来看!他讲过不少赵丹的事，但只写了一篇短文《赵丹绝笔》，与赵丹的《管的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同慨。我曾和父亲议论过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是外行领导内行，内行做内行的事，擢其做领导，岂不使之成为外行?岂不浪费?古人说：无能故能使众能，无为故能使众为。父亲说，论起罗织罪名，显隐发微，还得内行，这样的内行当领导，最能伤筋动骨，而外行顶多闹些“关公战秦琼”的笑话，以求少伤害计，实在应该外行领导内行，我很少发宏论，但常说“我认为”，父亲就讲起他在干校每每作检查时说：“我认为”，于是遭到批判：极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检查的时候还在说“我”认为!父亲很感激一个在干校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人，这个人见父亲的交待总不能通过，便拿去修改一番，于是父亲的交待不但通过，而且还被示为其他各种分子的临时榜样。父亲询其故，这个人说，我从前在国民党的报纸做事，看家的本事就是这样写文章呀。父亲又很可惜全国的交待材料都被销毁了，认为应该选出一套“交待文学”来。巴金建议成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父亲说，其中可以陈列各种交待材料，我附议必须编一本文化大革命辞典，否则后人会很难释读这些交待，例如“交待”；而且副词连用“最最最”会让后人认为祖先有一个时期都是结巴，于是给后世的古人类学，考古医学，训诂学的研究都造成困难。父亲大笑。父亲身上有两样令我羡慕，一是笑，二是鼻子。在我还不能从理论上辨别对父亲的判决时，只有从父亲的笑声里认定他不会是坏人。父亲的鼻子，从相术讲，不但隆中，而且悬胆，但父亲的际遇却总是不配合他的鼻子，我想，这和他与电影的关系不无影响。电影发明了才一百年，相术还不能归纳它，但也难说，靠电影发迹的明星大部分与相好有关。 每年总有几部影片出麻烦，我向父亲请教其中原因，父亲说，电影是惟一能进中南海的艺术，唯其能进，所以麻烦。我亦对电影剧本必须文学化不赞同，父亲说，那你叫只懂章回话本的审查者怎么明白你要拍什么呢?我于是明白父亲是知其难为而为者，再好的鼻子也救不了他。母亲常常愤怒于父亲的不休息，我想我理解父亲，某种人是不能休息的，休息对他们意味着放弃，于是，死亡就显现了。 纽约大雪，美国不大兴送人到门口的，所以夏阳在门外挥手，令我错觉，以为已身处北京，转头便可去医院看父亲，互相说笑话，于是父亲大笑，而且说：洗澡吧。 红楼梦结束于大雪，猩红的斗篷，两行脚印一个人，离去时留下的，不似曼哈顿街头如斯散乱。 父亲3月20日去世，因为太平洋上那条人为的国际日期变更线，我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迟到了一天。 火化前，来人川流不息，其中有真正希望父亲消失者，这使得父亲像一个军人，但父亲只是一介连洗澡都不好解决的中国书生。夏天，用布围住院子的角，提水来洗；冬天，公共澡堂像医院，等叫到号才挤得进去。父亲年纪大了，我陪他去，以防晕倒。在热水里，父亲紧闭着眼睛，舒服得很痛苦，我这时想问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又怕他忍不住失言。父亲凡开会住可以洗澡的旅馆，必通知许多同命运者去洗澡，然后大家头发湿湿的坐下来谈洗澡以外的各种事。父亲住医院，也如此办。护士对湿头发的探视者并不奇怪。沐和浴在中国从上古就是与身体最密切的事，除了饮和食，而且严肃到与心有关。汉以后，日本学去不少沐浴的制式，愈洗愈有名堂，父亲访问日本回来后，我问观感，父亲说：随时可洗澡；再问观感，说：胜得好惨。虽然有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在主持料理父亲的后事，北京电影制片厂遣专人协助，各地电影制片厂仍欲来人，母亲说不出的感激，一一谢绝，吴天明还是从西安电影制片厂遣人助理，此时他环臂立于灵堂之外，不发一言，陕西人是自古见中国事最多的人之一，他明白这个书生生前做过什么，希望什么，遗憾什么。 我与大哥去捡拾父亲的骨殖，焚化炉前大厅空空荡荡，遍寻不着，工人指点了，才发现角落里摆一只铁箕，伏下身看，父亲已是灰白的了，笑声不再，鼻子不再，只有熔化的眼睛，滴落在额骨上。 父亲的像前无以祭，惟有《电影的锣鼓》、《陆沉集》、《起搏书》、《电影策》这几本他的心血文字。 2006/8/13 王安忆的文字 今天本来应该继续回忆，已经有了按“类”而“捆绑”的构思。但是昨天翻检文件的过程中，又带出了诸多感触。
不知各位在假期里都在读什么，反正知道大家都在外边马不停蹄地忙。我闲坐在家，为一套书系编写其中一本朱自清文集（每页都要作眉批），因此也总要东读西读。还能想起上个月在外出的火车上，一边双手不停地折纸鹤，一边听姜铮神侃茨威格的若干部作品；稍转一下脑袋，能看到一脸严肃地姚遥手捧一本文言著作，沉迷其中；在临安，与我同居二日的乖乖女“超纸”，一旦坐下就聚精会神地读英文小说，短暂的时间都能用上……呵呵
有的“想起”的确需要机缘，比如想起王安忆。王安忆是我敬佩的作家，她对“文化”的理解，与那位在清华任博导而后又辞职不干的画家陈丹青是完全一致的。读他们的文字总能得到一定的启发。
日常生活的常识
王安忆
电影《半生缘》里，吴倩莲演的曼桢生病睡在床上，梅艳芳演的姐姐曼璐，进到妹妹房里来看望。看见写字台玻璃板下压着妹妹和朋友的照片，眼光很锐利地说了一句：左边的那人比右边的好，“家底厚”。“家底厚”这一句很对，指的不只是有钱，还是有渊源，有根基，是世家。这“家底厚”的人是黎明演的世钧。以前不怎么认识黎明，知他是四大天王之一王，偶尔从电视屏幕上看他唱劲歌，也是张牙舞爪的。而此时，他却真是“家底厚”的样子。他有些木。为了抢上班车，竟看不见在场的女士，把曼桢挤落了下来。他还会把涮筷子的水当茶喝。小市民出身的叔惠就不会。叔惠是要伶俐得多，这就是小家子的风格，上海话叫“活络”。他交际要比世钧广，人头也熟。世钧客居他家，倒比他还待得住，很勤快地帮着大人冲开水。这种“家底厚”的人，往往在外面是随和的，回到自己家里，自然就要上些脾气。可不是，他带叔惠回南京家中，饭桌上同他妈妈讲话，微微蹙着眉。还有吃空了碗，等女佣添饭，就露出了尊严。而此时，叔惠则瑟缩起来，他的“活络”在这个阴森的大家里，有些施展不开了。一看，就是，世钧是这家的少爷，而叔惠不是。这样的大家，人事总是有些复杂，就有些烦心。所以，象大家的子弟，多半会羡慕叔惠这样的小户家庭。人口简单，有没有什么利益，关系也就简单了。规矩不大，少约束，自由，而且人情淳厚。又所以，世钧和叔惠才要好，连过年都不愿意回去。再看世钧的“木”，其实是包含了大家庭教养的安静的气质，还有一种寂寞的心境。这些，黎明都表现得恰如其分。
越剧《红楼梦》，王文娟扮的林黛玉，也是大家子的闺秀。她虽然多愁善感，对宝玉有着私心，性子还有些乖张，但形态上却不失持重。她声调低低的，回眸转身都有些“慢”，这就是有规矩，稳重。象电视剧《红楼梦》里，那一群小姐，不知为何一律那么“嗲”，说话尖起嗓子，眼睛活动游转，神情又那么娇嗔任性。贾母经常夸奖薛宝钗，说她“敦厚”，可见“敦厚”是大家风范里的上品。在此处，倒是应该学习戏曲里的行当，大家闺秀一般由青衣来扮，青衣的一招一式就比较“敦厚”，不是象花旦那么敏捷灵活，尖嘴快舌。看《宇宙锋》，装疯了，她还是不失大方，稳重，疯出来的一点媚，也不带轻薄相。尤其是梅派的！美就美在这里，大青衣的沉着，端庄的媚。要以行当分得话，电视剧《红楼梦》的那一伙，应归作花旦，一群小丫头。中国戏曲是真正了不得的，它将日常生活的形态总结归纳为类型，一下子就抓住了实质。 现在都喜欢说“文化”，“文化”这概念过於伟大了，其实只是日常生活的一点常识。很多情理都是从常识里生出来的，缺乏常识就情理不通了，也就是人民常说的“不象”。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巩俐演的小金宝就“不象”。看起来，导演和演员，对上海舞女这行当，都缺乏一般性的了解。“小金宝”的形态显然是从1949年以后，工农兵电影里，对“舞女”带有漫画式的描绘中演绎出来的。她不停地扭动腰肢，飞扬眼风，浪声大笑。并且，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电影电视里，凡舞女，妓女，交际花，大都是这一路的作派，比如多年前的电影《日出》，里面的陈白露。风情可不是这么风情法的。曾经看过“百乐门”大舞厅头牌舞女的照片，你想不到她竟是那么贤良贞静的。脂粉很淡，家常的布旗袍。想想也是，已经到了这份上，就不必浓油重彩，隆重登场。尽可以收敛起来，已是大盗不动干戈。声色场，尤其是上海的声色场，其实是紧跟社会的习俗和潮流的。看史料上写，有一个时期，舞女妓女的流行是女学生的装束，素色衣裙，齐耳短发，甚至还配上一副眼镜。在开放的上海，声色场的风气也能倒过来，影响社会的时尚。可见这一行里，并不是那样娼门气毕露的。她们这样从异性手里讨饭吃得，是要比常人更解风情，可是什么是风情呢？清代李斗的《扬州画舫录》里，列数名妓，形态各异。有一个“汤二官”，特质是“善谐谑”。“钱三官”，姿色一般，“而豪迈有气”。“杨高三”，其描写大有深意，是“无门户习气”。什么意思？就是不象妓女。“梁桂林”，“性和缓”，“喜谈诗，间有佳句”。张岱的《陶庵梦忆》中，写南京名妓王月生，不苟言笑，“寒淡如孤梅冷，含冰傲霜”，她一出场，只静静立於一隅，便“群婢见之皆气夺”。有一回，被一名公子包了半月，同食同寝，却不说一字。终有一日，似有开口的意思，众门客奔走相告，"公子力请再三，蹇涩出二字曰：‘家去。’”这是何等不动声色的风情，不着一兵，已人仰马翻。 舞女和妓女，实际上都是自己养活自己的人，风情里都藏着些豪气。因是这样没保障的生计，就特别能领人的真心，又以赤胆相报。苏童的小说《红粉》，那个秋仪就写得有点“象”了。但到底是电影厉害，某些情节在小说里说得通，一到电影，具体化了，就又“不象”了。看小说时不觉得，看电影《红粉》，见那秋仪从解放军的地方逃出来，逃到“王志文”家里，竟住了下来。住下来还不说，听“王志文”他妈说闲话，还要上去对嘴，发一通议论。这实在就很无理了，发的是小姐脾气，妓女可不是这样不懂世事的人。象秋仪这样老辣的妓女，又是没有归宿的，她被解放军驱离妓院的时候，再紧张的形势，她也会在身上藏一些钱财，以备不时之需。等她终於逃了出来，她就不用急着去找她的老相好，而是先在某一处租一间小屋落下脚，然后再于相好联络。联络上了，把那相好的男人缠在屋里，三天两头地不回家，他妈这时来找，秋仪才可对人家说番大道理，伸张做人的志气。俗话说，顺理成章，常识里就是有些理的。 大家庭，或者风尘中的常识到底与一般人隔得比较远，而离得近的，就在身边的百姓生活的常识，那里面的寻常道理，其实也是容易被忽略的。但就是这寻常道理，因和你我他都有关系，却最有触动。《儿女情长》为什么好看，就是有常识。父亲病了，大哥回来裁决，谁出多少钱，谁出多少钱，没人反对，只是沉默着。各人回到家，夫妻间都有一些口角，怨言，怪大哥派得不公，可还是服从，都按大哥的分配拿出钱来了。《哎哟，妈妈》里面，将那憨乎乎的小姑娘派给家境优越的“肖雄”作女儿，聪明伶俐的则给了清贫的“张闽”，也对了。穷人家的孩子才能长成精豆似的。《北京人在纽约》的阿春，就有常识。穿一身笔挺的洋装，到厨房水槽上洗碗，一点不脏衣服，利利落落，象一个老板娘，靠自己一双手起家的，会劳动。劳动是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常识，可现在的演员，大多不会劳动。作家艾明之的小说《火种》，曾经拍过一部电视剧，女主人公殷玉花在烟厂撕烟叶，为表现她老实肯干，两手紧扯，浑身乱颤，看上去是干活最差得一个。不止是她，大凡勤劳的人，总是弄得很狼狈，一头一脸的汗和污浊。其实真正善於劳动的人，干活身上是一点不脏的。车间里的老师傅，可以穿着雪白的衬衫，笔直的西装裤上车床。农田里的把式也是，一天的活儿干下来，身上没有一星土，锄板上也没有土。人不邋遢，活也不邋遢。看把式干活是很享受的。地里有一个好把式干活，田边过路的人，都会伫立观赏。看他一招一式，又简洁又有效，相当优雅。又不知为什么，影视作品里，常常把劳动搞得非常愁苦，非常不得已。再其实，一个健康的劳动者，在劳动时，是很快乐的。电影《骆驼祥子》，祥子刚拉上洋车的时候，在街上跑得多好！年轻，健壮，有得是力气，腿脚轻快极了，又兴兴头头的。日本电影《远山的呼唤》，“倍赏千惠子”多么会劳动！她也向“高仓健”诉苦：累得受不了，真不想干了。可一干上手，她却又是那么喜悦。即便在枯燥的流水线上，劳动者也还是能体会到劳动的乐趣。那些纺织女工，在弄堂里穿行，象燕子一样，看她接头，手指也象燕子。 看过两部描写普通女工的电影电视，一部叫《股疯》，一部叫《走出冬天的女人》，演员潘虹也是缺乏劳动的常识。象里面所要表现的，那类能干聪明的女工，手脚都应十分利索，可女主角做什么都别手别脚，性急慌忙。尤其是有一个镜头，重病的丈夫摔倒了，她去搀扶。真是没见过这么搀人的，先将男人一支胳膊炕在肩上，再使劲往下压，就好像要利用杠杆的原理。为了节约，给出差的丈夫数草纸，这太过分了，也不得法，甚至有些愚蠢。一个会过日子的勤俭的女人，会有更合理的节约的方法。比如买袜子，同款式同颜色的总是买两双，穿破两只以后可以再拼成一双。再比如，买香肥皂，是买大号的，因为用到后来，总是一个肥皂头，大号的使用率就高。她们有许多生活的学问，并不是那么没见识的。还有就是说话，女工中那类嘴利会说的，决不是那么喋喋不休，出言粗鲁，且言语单调，满口什么“拎不清”，“不要太好嗷”一类的流行语。她们说话要风趣得多。有一回，我在妇联信访站旁听采访，一个女工来告她的丈夫。她丈夫无中生有地怀疑儿子不是自己的，那女工很激动地说：“这孩子真争气，越来越长得和他象！”《走出冬天的女人》里，后来女主角和一个京剧的龙套好上了，这也不象。她更可能会喜欢一个勤勉精明的做水产的个体户，她们崇尚生存的技能，而不是象小知识妇女那样，会被些小花头迷住。她们不是那一派情调的。那女主角怀了心事，在沙发上合衣坐了一夜，这可不是劳动的女性派遣心情的方式。有一个记录片拍摄一个瘫痪丈夫的工人妻子，她说道，她心情烦闷睡不着觉，就从床上起来，把家里的玻璃窗全擦一遍。 所以现在人们都喜欢看纪实性的电视片，其实也就是里面有常识，合情理。我最喜欢的就是《毛毛告状》，当亲子鉴定下来，证明无业的残疾青年赵文龙，就是毛毛的父亲，赵文龙一个人默默地坐在散了席的法庭里，那电视剧的导演走过去问他：做爸爸了高兴吧？这句话问得实在好，贴心。官司其实是赵文龙输了，她没有问：服不服？而是问：做爸爸高兴吧？这是做人的常识，做人常识里的良善。然后赵文龙回答她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我没有办法。女编导再问：你有没有觉得对不起她们母女？他说：我不知她们能不能原谅我。停了一会，他又说：可我还是没有办法！他的话似乎都对不上岔，可明明白白，都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有哪个编剧能想出这样的好台词？张艺谋拍《一个都不能少》，干脆把台词交给非演员的演员自己去编，也就是要编出些日常生活的常识常理。编导们总是习惯将生活艺术化，结果倒还不如生活的原貌。 又要说到演员潘虹了。《人到中年》里，她有一个经典镜头，就是送孩子去看急诊过后，来不及烧午饭，只得啃一只烧饼。她很艰难地啃了一口，随即热泪盈眶。这个镜头很是被专家们称道，可实在觉得文艺腔太重了，不象。一个被生活煎熬了多年的人，对这些该是习以为常，早已经具备应付能力了。在与此电影差不多的年代里，放过一个电视短剧，也是写一个女知识分子的辛苦生活。丈夫去世，独身带一个女儿，上班的学校又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每天很晚才能到家做饭。教育局的一个干部去她家访问，天黑了，还只有小女儿一个人在家。等了许久，忽然，从门外往床上扔进一只包，紧接着，又扔进一件外套，再接着，就听见油锅爆响了，然后听那女教师朗朗地叫了一声：酱油！小孩子立即应声送上酱油。这一情景就有常识了，它不是象前者那样顾影自怜，而是，真的很艰辛。 好像是，过去的电影比现在的，有常识。记得旧电影《乌鸦与麻雀》，黄宗英演的那个小国民党官员的姨太太，出场的镜头，是一双纤手，翻着一本连环画。这就合乎她的身份，趣味，生活状态。还有《马路天使》里，周璇演的小红。在卖唱的茶馆里，她独自一人玩着，将一本什么折子从楼梯扶手上滑下去，再追逐下去。在这嘈杂的茶馆里，她玩得那么开心，一点不悲戚，不知自己的处境和悲惨，她的浑然不觉，格外地叫人痛惜。这也符合她的年龄，身世，和所处的环境。那时候的电影，现在看起来还是好看。另外，台湾的伦理片，似乎也要比大陆的更具常识。《喜宴》，那台湾的同性恋青年，为了应付父母，和想办绿卡的中国女留学生假结婚，想不到事情弄得尴尬了。父母从台湾赶来参加婚礼，女留学生爱上了他，而在一番假戏真做之下，女孩子真的怀上了他的孩子，他的同性恋伙伴西蒙则大怒。最后的结局非常合乎人情世故，三国四方都作了妥协：女孩子同意将孩子生下来再离婚，西蒙也认可了这个孩子，最微妙的是男孩子的父母，他们装做不了解这一切内幕，承认他们的骗局，好让女孩子给他们生下孙子。还有，《饮食男女》里，那个老厨子后来竟是和女儿的朋友结婚，令人大吃一惊，但再想想也对，其实老早有迹象了。他每天做了饭菜，送到那年轻女人与前夫生的孩子学校，把孩子母亲做的饭菜换回来自己吃掉。有一个镜头，后来回想很是温煦：老头用筷子很不解地拨弄一下那女人做的铁硬的排骨，然后吃了下去。那女人也问过老头，她做的饭是他吃了吧，因为孩子从来也不会吃完她的菜。这个细节很好，有一种上岁数的人，对年轻女人的爱。我们的电影电视，就比较缺乏这样的情景，大约是对生活了解得不够。其实，生活是很有意义的。 1999年9月27日上海 王安忆的附录： 我还是要提到台湾李安导演的《喜宴》，这个电影是那样地具有中国太极的真谛，以顺应的态度作着争取。每个人都略微地作了让步，但每个人的意愿也就得到了尊重。如此复杂的局面，最后竟然摆平了。故事说的是一位定居于美国的台湾青年，他是一名同性恋者，为了向父母交帐，与一名需要绿卡和住处的大陆女留学生假结婚。本来以为就此便可以过关，不料，父母专程赴美，为他们的宝贝儿子举行婚宴。於是，不得已，青年的同性恋伙伴、美国人西蒙，只得从他们的寓所搬出去，又通知四方好友，前来参加喜宴。到此，局面有些尴尬了。可是这还没有完。喜宴非常热闹，按旧俗闹房，志闹到将这对假新人逼进被窝，一件件衣服脱下来，扔出去，经众人仔细检验，最后一点披挂都解除了，客人们才退场，将新郎新年反锁房中。再说呢，这大陆女学生，除了绿卡和住房，心下是有些喜欢这同性恋青年的，并且，她到底也不相信，这个温柔的青年，真的能够拒绝自己。於是，乘了这股子劲头，这一晚，两人弄假成真，发生了关系，还有了喜。老人们当然欢喜不尽，等着抱孙子，西蒙就不愿意了。一天早上，当着老人的面，先是两人冲突起来，然后女孩子也参加进去。欺老人不懂英语，就放肆得很，什么话都吵了出来。吵到后来，女孩子决定退出，绿卡不要了，孩子也去打掉。此已是骑虎之势，如何下得来。好比中国的一句老话：船到桥头自会直，事态逼到了绝处，不转也得转。事情正当败露，父亲却猝然病倒，青年在父亲的病房外，向母亲坦白了一切，求得母亲的谅解。母亲又能如何呢？只能嘱咐儿子，不得告诉重病的父亲。儿子只得坚持将假戏演下去。病后的父亲有一日邀西蒙一同出去跑步，跑到一处，停下，忽摸出一个红包给西蒙。这个动作实在很有趣，以中国的礼仪，接受了这名男“儿媳”。他对西蒙说：谢谢你照顾了我儿子。西蒙发现老头竟说的是英语，这才明白他们的纷争，老人尽收耳中。老人对他们的关系表示认可，只是嘱咐不要告诉老伴，要求继续向老伴瞒下去。於是，西蒙也只得把这场戏演下去。演下去，就会有结果。结果是女孩答应留下肚里的孩子，西蒙也同意接受这个孩子。戏演到此处，两位观众便很识趣地退了场。三个青年送他们到飞机场，临别时，老人泪汪汪地对着他们，大家心里明镜似地，一起来演这场戏的尾声。老父妻彼此都怕对方露出破绽，互相催促着，走吧走吧，走上了飞机。无论如何，他们总算有孙子了。 在此，以矛攻盾是用的内力。象推手，在粘随运转中，动摇重心，克敌制胜。 王安忆 2000年7月28日上海 2006/8/12 陈丹青的文字 一位老学者推荐我读两个人的散文，一为高尔泰，另一个就是陈丹青。前两天的文字里藏着“北京”这个地名，就想到文件夹里的这篇文章，于是翻出来大家共享。日期下的标题本想取“陈丹青谈文化”，但想到各位已经受了三年的“压迫”，不能再用某个词刺激大家，于是改用现在的表达。
我们应该向那位大清国老兵丁好好学习
陈丹青
（2003年10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国际研讨会 “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书面发言）
我是上海人，没资格谈北京。二十多年前在北京上学留校，总共才三年，现在回来教书，也不过三年多。主持人一定要我来，拖到昨夜，胡乱写了一点，念完拉倒：
我于北京的所谓“文化记忆”，是从北京朋友那儿零星听来的。譬如1986年我与阿城在纽约的一次闲聊，可以说来大家听听。
他说起他一位中学同学的祖父，曾是大清国禁卫军的老兵丁。这位老兵丁对孙子说，他在紫禁城城门口站岗，皇帝出巡，兵们就齐声高叫：
吾皇万岁！吾皇万岁！
老兵丁当上禁卫军那年，十八岁，光荣极了，那时已经有照相馆，他就特意穿着全套军服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当胸绣着斗大的 “勇”字。不久大清帝国灭亡了，可是老兵丁一直珍藏着自己光荣的禁卫军照片。解放后，这枚照片不能挂出来，老头子还是珍藏着。 1966年“文革”爆发，红卫兵抄家，这枚老照片当然被抄没了。老头子实在受不了，怎么办呢，他就顺着胡同摸到红卫兵聚集的一处院子，看见许许多多抄家物资堆在院子里，准备一把火烧掉。老头趁个空子溜进去，居然找回了自己的照片，揣在怀里跑回家，一路庆幸，高声叫道：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又譬如琉璃厂，如今还在。阿城说，在他小时候，也就是50年代初，许多店铺的后院房内还雇着不少穷文人专门抄写文物文件，写一笔好字，一千字的工钱，好像是一两毛钱。
这些细节，在我这上海人听来，真是有意思极了。可是北京朋友中，似乎也就阿城格外知道、格外留意这类事，其他北京朋友的 “文化记忆”，十之有九可就是解放后的新北京了。
譬如刘索拉说起她的高干朋友们，有些关节我就不能立刻听明白。譬如索拉说王朔是“军区大院儿的孩子”，说起她自己，却说 “咱们是胡同里长大的”。什么意思呢？按说胡同里长大的，多数是城市贫民，可索拉分明是高干子弟，她的亲叔叔是鼎鼎大名的刘志丹——我终于明白了，就因为刘家官位高，所以进城后分配的住处是胡同深处的四合大宅院，自然比几百户军属的“大院儿”高级太多了。
我记得1978年来北京上学，有一天在哪座楼顶上往下看，看见一户完整的四合院正在大装修，雕梁画栋，油漆一新，一打听，说是刚任命的文化部长黄镇同志马上就要搬进来。
上个月有朋友在鼓楼附近一家“竹园”宾馆请吃饭，进去一看，好气派，亭台馆榭，古木繁花，一打听，原来是康生的旧宅，昔日的王府，早先的主人，曾是有名的小德子与盛宣怀。
再譬如老同学吴尔鹿，八年前在国子监街买下了自己的四合院，种满花草，给我讲起北京老四合院的说法，我记得这么两段，一说是：
“天棚葡萄金鱼缸，肥狗壮丁胖丫头。”
另一说是：
“房新树矮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
下面我倒可以说说我对北京的“视觉记忆”。我第一次来北京是在1974年，为了看“文革”期间的全国美展，刚到美术馆，人山人海，原来江青同志才来视察，刚离开。群众纷纷语告，在工农兵的画面前，江青说：
“什么叫艺术，这就是艺术。什么叫伟大，这就是伟大。”
那时，北京的旧城墙早已拆干净了，全城的四合院一户也没拆，绿树成阴，京津唐一带大地震还没发生，所以四合院不像后来成了破烂混杂的大杂院，“清明节”天安门运动也还没发生，所以天安门广场非常空旷。当时的长安街还走着骡马大车，所有人穿着中山装人民装，所有街面或楼道都堆着大白菜……除了故宫天坛颐和园，北京到处挂着国家机关的门牌：国务院、外交部、统战部、财政部、宣传部、总政治部、中央军委、警备区司令部、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等等，等等，等等。
多年后，我在安东尼奥尼题为《中国》的纪录片里看见了六七十年代的北京，空旷，荒凉，沉闷，我看了，居然很亲切，那是我这辈人关于北京“文化记忆”的经典版本。概括说来，北京不是明十三陵，清帝都，而是一座共产党的城市，一座被共产党成功地乡村化的城市，一座完全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城市，就像今天电视里出现的朝鲜平壤，空旷，荒凉，沉闷。
但在一小部分准共和国青少年的记忆中，北京是骄傲的城市，这种骄傲的程度，取决于他们家长的行政级别与官位高低。我所认识的北京同辈只要问你住在北京哪个区、哪个大院，上过哪所中学、小学，甚至托儿所，就掌握你的出身、地位与重要性：是区级还是市级，是民盟还是政协，是军区还是中央军委，是中央还是中央直属，是中央办公厅还是中南海，等等，等等，等等。
他们说起朋友时，十之有九不是朋友的名字，而是对方家长的名字，这些名字不用介绍，譬如刘少奇、邓小平、邓颖超、陈毅、彭真、叶剑英，等等，等等，等等；另有一批家长的名单也无须介绍，譬如郭沫若、老舍、曹禺、胡风、郑振铎、吴祖光、徐悲鸿，等等，等等，等等；还有一批名单恐怕也无须介绍吧，譬如傅作义、蒋光鼐、梁启超、梁漱溟、章乃器、黄炎培、马寅初、梅兰芳、齐白石、张伯驹，等等，等等，等等。
在上海、台北、香港以及海外，也住着不少民国共和国政要名流的后人，但没有一个中国城市像北京这样，密集居住着这么多历史人物的家属。他们有的闭口不语，从不说起以上人物，有的对于上代未曾公开的轶事或屈辱如数家珍……今日出版盛世，你可以在无数书籍中读到北京的“文化记忆”，可是很难读到关于以上人物真实生动的描述。
譬如今年初夏，北京播放大型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其中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解放后借住亲戚张伯驹家里十六年，死在张家。大家知道，民国年间张伯驹变卖房产，购买晋唐时代的稀世文物，解放后又将文物捐献国家。可是他晚年怎样呢？我有一位京城朋友曾是张伯驹的忘年交，说起这位民国公子的最后岁月——70年代末，张老先生每天醒来头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机，对着所有节目张嘴傻看，除了吃饭，一刻不离开，直到夜里上床睡觉，直到死，天天如此。
我们应该请张伯驹之流来参加这次会议。但从他晚年的故事中，我们看见，北京的文化记忆，他个人的文化记忆，在他身上似乎冻结，终止，没有意义了。
我不懂历史，更谈不上北京的“文化记忆”。我对北京甚至一点也没有“都市想像”——北京的“都市想像”可不是谁都可以“想像”的，它需要的根本不是“想像”，而是权力——1949年以后的北京“都市想像”，首先是，也只能是毛主席的“都市想像”，例如拆毁城墙、到处建立苏式工厂之类，而他的想像全部实现了。改革开放后，北京的“都市想像”是历任市长譬如陈希同、张百发，以及今日王岐山等等连同大群开发商及所谓国际建筑大师的宏伟“想像”，例如“民族风格”的建筑大盖帽、拆毁胡同四合院、起建歌剧院、奥运会场、中央电视台之类，他们的想像，也全部实现，或正在实现中。
总之，在北京，我看不出北京居民的“都市想像”，北京居民的义务是尽快配合大规模迁移，他们被“请”出北京，落户郊外，将他们在北京城所剩无几的“文化记忆”尽快抹杀干净，实现政府的“都市想像”。
算回去，民国北平的“都市想像”，是将古老帝都改造成一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城市；1949年后的北京“都市想像”，是将这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城市改造成革命化、军事化、乡村化的城市。1979年以后的北京“都市想像”，是将这座点缀着古都遗迹的准共产党城市化妆成香港化、美国化的摩登城市。今天，北京以无数欧美城市、街道、小区的名字，命名北京城无数角落——北京过去二十年的变化，远远超过了北京的想像力、全中国的想像力，甚至全世界的想像力。
自然，“都市想像”也意指反方向的，历史的想像，在字面上可与“文化记忆”是一回事。我不是学者，以我的十二分非专业的定义，只要发生过的事情，哪怕是关于昨天，都应该算是“记忆”，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甚至宣称“未来也是记忆”。可是诸位知道，关于北京的想像也好，记忆也好，只要是在北京地面上，最好不要随便“想像”。大致说来，凡越是遥远的、消失的人事，越是安全的、可说的，越是切近的人事，则糊涂一点，能不说，就别说。
胡风在1949年写过一首献给新中国的诗篇，其中有一句话： “时间开始了”，意思是说，1949年以前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哪来记忆呢？
五十四年过去了，情况与胡风的意思正好相反：1949年以前的 “时间”与“记忆”循序恢复了，反而是“时间开始”后的这五十四年，还是最好不要随便记忆吧。今天，我仔细看了本次座谈会的每一篇论文题目，“时间”全部指向1949年以前，全是被准许的“文化记忆”。
这很像是老人的记忆：越是切近的事情，越记不得，越是早先的事情，记得越清楚。北京是一座古城，或许正需要这种“局部失忆”的记忆。也好，北京的变化，是持续消除记忆的过程，我们先来试着恢复纸面上的零碎记忆吧——那位前清的老兵丁尚且终身守护自己的记忆，我们是不是应该向这位大清国的禁卫军小兵丁好好学习？！
(2003年10月22日 )
2006/8/11 走在路上，追逐阳光 另一个要离开上海的是赵亮。
赵亮的大名在二附中似乎已经如雷贯耳了。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玩的人，被班里的女生称兄道弟的，许多时候颇受“欺负”。
06年的元旦晚会，三年里颇为含蓄的赵亮首次站在全校师生面前，以主持人的身份稍稍亮相，就赢来了满堂喝彩。当时体育馆里的那种尖叫声啊，呵呵呵
以下是当年的校园新闻版块，是我们熟悉的的页面，赵亮的人气就是这样狂升的——
新闻发布 > 校园新闻 > 正文
赵亮同学在“第五届全国明天小小科学家大赛”中荣获一等奖
来源:施洪亮供稿 2005年11月09日 07:34 阅读次数:2083 我校高三5班赵亮同学在“第五届全国明天小小科学家大赛”中荣获一等奖！获得周凯旋基金会奖学金2万元，并被清华大学提前录取！
我们向赵亮和他的指导教师娄维义老师表示热烈祝贺！
“全国明天小小科学家大赛”由中国教育部、中国科协和香港周凯旋基金会联合主办，两年一次，是国内最高层次的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赛事。作为科技特色学校，我校始终以培养未来的科技精英为己任，也涌现了一批科技英才，因此我校多名同学曾在此项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
本次赛事是第五届，今年共有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402名高中学生经过初评和复评两次70多名各学科专家的评审，最后有40名高中生入围决赛。赵亮等作为上海队代表参加终评决赛活动，这些同学就自己的研究项目接受评委一对一的问辩，考查研究项目的创新性、科学性；同时通过与专家评委交谈的形式，接受综合素质测评，考查学生的知识面、逻辑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学生探究项目的水平，综合素质评估，最终确定10名学生获一等奖，30名学生获二等奖，参加终评阶段评审的评委共18名，全部是我国著名大学、中科院的教授或研究员。经过层层选拔和激烈角逐，赵亮同学以他的突出表现荣获一等奖，再次展示了二附中学子的风采，为上海市和华师大二附中争得了荣誉。
发布者:刘党生(liudang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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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新闻晨报页面（根据需要节选）——
2005年“明天小小科学家”参赛选手赛后感言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赵亮赛后感想：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我是华东师大第二附属中学高三（5）班的赵亮。2005年11月1日至4日，我带着自己的小课题“基于频域方法的妊娠脉象特征研究——计算机虚拟仪器辅助中医脉诊系统初探”去北京参加了第五届“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终评展示并获得了一等奖。在那几天紧张而又令人兴奋的日子里，我有幸能与来自全国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参评同学一起交流、切磋；一起与著名科学家进行面对面交谈，亲耳聆听他们的教诲；一起走进我们国家最著名的学府清华和北大参观、学习；还一起去钓鱼台国宾馆吃了国宴……。那是多么高兴、多么珍贵、多么令人难忘的时刻啊！
此时此刻，面对沉甸甸的奖牌，我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万千的思绪在脑海中萦绕。想到12年来自己孜孜不倦的努力、持之以恒的积累终于获得了今天的成绩，我感到由衷的欣慰和自豪；想到从小学一直到高中……（省略半段）
我想到了……（省略一段）
我还想到……（再省略一段）
回顾从事小课题研究的整个过程，我深切感到：就我们青少年同学而言，能在中学阶段，利用课余时间从事一项科技小课题研究，是非常有益的。研究过程所给予我们的锻炼可以说是方方面面的，同时，它也考验了我们的意志、毅力、吃苦精神和克服困难的勇气。 2005-12-20
最后一段，赵亮同学在“深切感到”里，语气已俨然庄重了。呵呵，大家都应当有所体会的，每个人在二年级都作了自己的课题，有大文科，还有自然科技。用力不同，结果不一。（我也顺便反省自己。）但说来这都是人生难得的财富，在人生某个时间段里，在某个与自己有机缘的空间里，你们都得到了。此外，各等级的导师们从来都说，选对课题就成功了大半。Everybody，这可是无数经验的总结啊！大伙还有很长的路，继续加油吧。
在过去比较长的时间里，大家都已经能平和地看待“加油”这个词。它不应该只是某种情绪状态的临时强化，而是潜移默化地渗透在一个人的日常状态里。
赵亮完成了在美国的活动，回到上海，第二天到医院里看我，整个人的精神气质明显又有了改观。谈了一阵国外观感，末了他说：江老师，你也知道，五班每一个同学对自己都是有要求的。
好象已经不用再说什么了。
差点忘了，还有。三年里，赵亮担任过的职务有（时间的先后我已记不清了）：学习委员，副班长，劳动委员，班长，生活委员，团支部书记，宣传委员，最后是体育委员。好象就这些。好象很令人匪夷所思的样子。哈哈，这就是五班的特色！这恰是让我们最开心的了！赵亮在每一任上都留下了那么多的愉快的印迹，就让所有的记忆留在他和每个同学的脑海里。 2006/8/10 无需想起，不会忘记（二） 七月的一个早上，杨洋的消息显示：“我被元培实验班录取了。”“开学就没法回去看你了，再见时你的身体一定要很棒。”
我也要对杨洋说——加强锻炼，你的身体一定要更棒。
杨洋对此自然深有体会的。在推荐市三好生时，杨洋是排在了第一位。在市级测试中，体育成绩也过关了只是没有位居第一，于是二附中的这个名额落到了一个体育测试成绩比杨洋好的四班同学头上。学生处的老师们叹息不已。
而我还要说的是——在毕业聚餐那天，在我们班的餐桌边，那位最终获得市三好的同学很郑重地过来请求与我合影。刘培瑶。在宣布获奖名单的那天，在操场上，我认真地听到这个名字，也才终于认真地看清了这个女孩的模样。想来那之前的三年里，我一定与她在走廊上无数次擦肩而过。
我明白，这个很有个性的骨子里高傲的女生，以这样的方式，想表达的内容，只有一个：间接地传递对曾经的对手杨洋的发自内心的敬意。
我不知道也从不打算知道在那段不短的准备、考核、评价的时间里，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我有把握的是，杨洋她能经受任何方面的考验，包括落选。她在认真付出的过程中，始终会记住什么是最重要的。因为杨洋是杨洋。事实证明她是我们所有人的骄傲。将来她会是更多更多人的骄傲。
我最想说的是——杨洋，你有一个世上最伟大最伟大的母亲。你是她献给这个世界的最纯粹的爱！
似乎为女生专利的狭隘，在你的身上是看不到的。母亲面对生活的从容与刚强通过你展示给了这个世界。而这还远远不是你们。
影响。我总算想出这个词。你的母亲，她不仅影响着你，更影响着许多人；杨洋，你不仅影响着我们，也影响着更多的人。这算不算奇迹？
完整。我不可以忽略这个词。许多人的生活要素、条件、环境在众人的眼中是完整的，这是上天的保佑，是命定的福分。而还有许多人，按通常的尺度看，生活是有缺陷的。承认并接受生活的缺陷，是许多这样的人获得幸福的前提。拥有健康的人格，能笑看人生的风浪，这是怎样的完整？杨洋，你和你的母亲是幸福的。
而这也还不是你们的全部。你将快乐播撒给周围的人，你的温柔，你的修养，像风一样拂过我们的心。你作为主持站在学校的舞台上，站在上海市大型科学晚会的舞台上，你的沉着你的风姿，诠释着一个优秀学生同时也是优秀女生的内涵。
于是你最能读懂高贵的生命。
你能读懂历史。
你能读懂现实。
你也最能读懂身边的陈小诗。你告诉我，高考的作文，你牵的是小诗的手。考场的周老师后来告诉我，你用掉了很多张面巾擦拭眼睛，他站在监考讲台上始终担心地看着你。
其实高考比起你之前参加的北大选拔考根本不算什么。比起三年里许多的事情根本不算什么。
（未完，待续。许多细节涌进心里，也许得等到很久以后才能继续。杨洋，我会努力地做好我该做的事情。） (好了，继续) 虽然高温时段似乎已过，但是由于这个夏天我坚持不开空调，可能还是轻微中暑了，这几天有些难受。心电图显示不正常，不过没大问题。就像那次出行，从临安到杭州的路上，一半是因为中暑，一半是因为疲惫，看着挺让人担忧的，但是只要缓过来就没事了。大家当时是第一次看到我这样躺下来，很紧张，其实我第一次让自己这么躺下来时也是很紧张的，嘿嘿。
说到临安，那两天的疲惫有爬山的因素，更有安全的担忧。每一处坚持请一位导游肯定是正确的，因为更多的时候我不能随行。尽管导游对各位的意义不大，但对我，对整个旅行的意义是重大的。一切总算平安度过，可以松口气时，狼烟却在视线之外点燃。离开之前的晚餐，的确让大家不爽，待我赶到时，唇枪舌剑里已是硝烟弥漫了。六七个男生女生还留在餐厅里，拨打投诉电话的行为让麻烦升级了。双方激动，我只能靠边。好容易让同学们发泄痛快并扬长而去了，得站出来打扫战场。一位女服务员的话很经典，此处就不转述了。我觉得这不算坏事，将来大家会明白什么叫“江湖险恶”，尤其在天高皇帝远之处，也就不会轻易冲动了。当晚除了几次停电以示报复之外，还好一切平安。次日的高温成了最直接的导火索，慈祥的金师傅看着一分钟之前才开心地跳上车的我突然换到王家虹的座位上，神情顿时严肃，我也顿时不安地说：金师傅不必紧张，慢慢开，安全第一。杭州也很热，火车从杭州站驶出，离上海越来越近时，眼泪虽然掉下来，但我感到自己在渐渐恢复正常。
我会注意每天的自我调节。大家也要起居正常，提防中暑，遵守交规，尊老爱幼，五讲四美，八荣八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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